被李自成杀死的福王（李自成屡败屡战）

导读：李自成和部下真的烹杀了福王朱常洵吗？朱常洵是万历皇帝的第三子，明光宗朱常洛的异母弟弟，他曾经距离皇位仅一步之遥。为了最后一步，万历皇帝与群臣斗了十五年，最终低下了

　　李自成和部下真的烹杀了福王朱常洵吗？朱常洵是万历皇帝的第三子，明光宗朱常洛的异母弟弟，他曾经距离皇位仅一步之遥。为了最后一步，万历皇帝与群臣斗了十五年，最终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这件事就是著名的“国本之争”。由于王皇后无子，按继承法规定，皇长子朱常洛应该是无可争议的接班人，可万历皇帝不喜欢朱常洛，而是偏心朱常洵。其实朱常洵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万历之所以喜欢他，纯粹因为他的生母郑贵妃，深得万历欢心。

　　万历皇帝曾经与郑贵妃订立盟约，要立朱常洵为太子。只可惜郑贵妃恃宠而骄，几乎把后宫得罪了个光。后宫两位最尊贵的女人，李太后和王皇后都力挺朱常洛。外朝大臣们以东林党为首，也盯着郑贵妃穷追猛打。

　　“国本之争”导致四位首辅下课，一百多位官员被牵连罢官。万历二十九年，心力憔悴的万历皇帝宣布投降，册立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恐怕万历怎么也想不到，这么吉祥的一个“福”字，居然让宝贝儿子死得极其悲惨。

　　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郑贵妃依然不死心，又炮制了“妖书案”、“梃击案”，让国本之争再起风波。事情败露后，郑贵妃依然阻止朱常洵就藩，企图东山再起。这件事惹怒了李太后，她训斥郑贵妃：我的儿子都就藩了，你儿子比我的儿子还特殊吗？

　　万历四十二年，24岁的朱常洵，才被迫离京回到封地洛阳，国本之争才算画上句号。

　　因为国本之争，万历皇帝赌气三十年不上朝，连新入阁的内阁大臣都不知道皇帝长啥样。有父亲不顾法度的宠爱，有母亲拼命式的溺爱，朱常洵过上了埋在钱堆里的生活。万历将亿万计的奇珍异宝，大多赏赐给了他，又赐良田四万顷。

　　这还不算，万历又以河南土地不够丰腴为借口，从山东、湖广割地并入福王府。后来朱常洵又觉得当地主太“土气”，又伸手索要张居正被抄没的家产，以及沿江各州县的杂税、四川盐井榷茶税收。

　　后来他又盯上淮河地区的盐业，索取大量盐引，在河南开了若干店铺，强行用淮盐替代河东盐，做起无本万利的生意。

　　在万历的骄纵下，朱常洵的财富，居然远远超过皇宫。到崇祯帝末年，河南地区流民遍地，饥民相食，朱常洵“闭阁饮醇酒”，绝不伸手援救灾民。

　　崇祯十三年，李自成的大军出关中，锋指洛阳，农民军都知道那里有一个“大肥王”。当时正贬官在家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求见朱常洵，劝他说：您赶紧散家财，救济灾民并招募人才和士卒，否则大难临头！

　　朱常洵不以为然：凭什么让我掏钱？再说了他们一群贼寇，哪能攻破固若金汤的洛阳？

　　第二年正月，李自成兵围洛阳，朱常洵才觉得大事不妙。他出资千金，临时拼凑了一支军队，交给参政王胤常、总兵官王绍禹，期望他们能守住洛阳。不料，几天后的一个夜晚，王绍禹反水，他与李自成勾结，开北城门引狼入室。

　　朱常洵得到消息，从城头用绳子垂吊出逃，跑到迎恩寺藏匿。第二天，“大肥王”就被人从寺庙中揪出来杀掉。

　　关于朱常洵的死，还有两种记载，一个是他的墓志铭，另一个是彭孙贻的《流寇志》。

　　墓志铭记载说，洛阳和福王府被攻破后：“王独挺身抗节，指贼大骂，慷慨激烈，与城俱亡......刚肠浩气，虽死犹生。”

　　意思是朱常洵与李自成大军进行了殊死搏斗，最后“壮烈牺牲”，临死前还过足了嘴瘾，一副浩然正气，宁死不屈的伟丈夫形象。

　　而《流寇志》中的朱常洵，完全是另一个形象：“闯贼迹福王所在，执之……王见自成，色怖乞生……贼置酒大会，脔王为俎，杂鹿肉食之，号福禄酒。”

　　朱常洵被捕后，完全瘫软成一团“肥猪肉”，惊恐地跪倒祈求获得一条生路。可他的这个愿望没实现，李自成说你不是“福王”吗，“福”和“禄”在一起才吉祥，牵一头“鹿”来！

　　李自成一声令下，把朱常洵切成碎肉，与鹿肉搅拌在一起，让众人分食，还给这道宴席起名“福禄酒”。

　　《明史》说朱常洵藏匿寺庙，被搜出杀害，《墓志铭》把朱常洵夸成一朵花，《流寇志》则展现了一个贪生怕死，却又死得极其悲惨的朱常洵，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

　　首先墓志铭记载最不可信，这东西跟悼词一样，除了猛劲夸大，不大可能出现对死者的批评，真实性很可疑。《明史》的描写更详实，也更“平和”，趋于中性，可信度更高。

　　民间传得最广的“福禄酒”说法，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呢？

　　《流寇志》记载了从崇祯元年，到康熙二年之间，各地民间武装，对晚明和清政府的抗击事件。从书名不难看出，彭孙贻对农民军的态度是蔑视的。

　　从《流寇志》的内容考证来看，里面出现不少谬误之处。不过，其中绝大多数内容，历史参考价值非常大，谈迁的《国榷》和《明史》的编撰，都参考了《流寇志》。

　　《明史》是由清人编写，它不会袒护明朝，更不会袒护李自成。既然如此，假如有“福禄酒”事件，《明史》有什么理由不采纳呢？这个故事里，既有李自成的残忍，又有朱家子孙的贪婪懦弱，正好可以映衬清朝的“伟大”啊。

　　连《明史》都不采用，只能说明这件事的可信度太低。那么，彭孙贻从哪里搜集到的资料呢？还是他道听途说的结果呢？

　　道听途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流寇志》是彭孙贻的个人著作，不是官修，他搜集资料的难度非常大，难免存在验证不周祥的情况。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流寇志》被删改了。在《流寇志》里，只说朱常洵被割了一块肉，被杀后其尸体交给福王府太监安葬，而《平寇志》则成了“烹杀”，被人喝汤吃肉啥也没剩下。《平寇志》，就是清人根据《流寇志》改编的作品。

　　因此，原版的《流寇志》，情节应该《明史》比较接近，没有所谓的“福禄酒”，更不存在骇人听闻的“福禄汤”。

　　来自优质历史领域网友“楼哥看历史”对李自成和部下真的烹杀了福王朱常洵吗？的观点：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笔者先来澄清一下，清朝官方修纂的《明史》之中，在福王本传中从来没有说过朱常洵是被烹杀而死。《明史》中固然夹带了很多私货，但事实就是事实，必须予以尊重。那么李自成烹杀福王这个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到底是谣言还是历史真相呢？不过在此之前呢，笔者觉得有必要先介绍一个这位福王是个什么样的人。

　　李自成剧照

　　国本之争

　　朱常洵，生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是明神宗朱翊钧第三子，生母即神宗的一生挚爱郑贵妃。万历皇帝因为郑贵妃的缘故，对这个儿子爱屋及乌，一心想立他为皇太子。但是到了明朝后期，朝廷已经不再是皇帝的一言堂。万历帝虽有心立第三子，奈何皇长子朱常洛却像一座大山一般横亘在面前。

　　朱常洛的生母是身份低微的王宫女，本就是皇帝陛下一时精虫上脑的产物。因此皇帝本人耻于皇长子生母的身份，外加对第三子的宠爱（皇帝次子早夭），让他念念不忘想废长立幼。当时想立朱常洵只有三条路：第一是强行违背《皇明祖训》将第三子立为皇太子，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对万历帝本人的皇位合法性带来冲击，并非上策。第二是废掉原配，立郑贵妃为皇后，从而将朱常洵的地位拔高到嫡子。但皇后并无过错，且深得太后庇护。神宗本人又缺乏其先祖宣宗朱瞻基和宪宗朱见深的魄力，这条计策实际上也并不现实。第三则是以拖待变，等皇后自然死亡。一旦皇后去世，那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册立郑贵妃为继后，合乎礼法，百官无可指摘。

　　明神宗画像

　　事实上皇帝就是抱着这个想法，所以迟迟不立皇太子。百官也知道皇帝的想法，所以逼着他赶紧立皇太子。这场所谓的“国本”之争一直持续了十五年，共逼退首辅四人，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在文官集团持续狙击之下，万历帝最终放弃自己的坚持，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十月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封朱常洵为福王。福王获封之后继续待在京城不肯就藩，目的显然是在等皇太子意外死亡。因此直到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朱常洵才在无可奈何之下就藩洛阳。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福王朱常洵被害。消息传到北京后，崇祯帝朱由检为之震悼，辍朝三日，赐谥曰忠。

　　福王之死辨析

　　朱常洵之死，在《明史》中的记载是这样的：

　　常洵缒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贼迹而执之，遂遇害。两承奉伏尸哭，贼捽之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愿生，乞一棺收王骨，棆粉无所恨。”贼义而许之。桐棺一寸，载以断车，两人即其旁自缢死。—《明史卷一百二十·列传第八》

　　从这段记录来看，福王府中的两位承奉（王府内的宦官）还能伏尸而哭，至少说明朱常洵死后尸体完整。以清朝统治者对李自成义军的痛恨，倘若真发生了烹杀这样骇人听闻之事，没有必要为李自成做“尊者讳”吧？

　　此外1924年的时候，在孟津县麻屯乡庙槐村南约500米处出土了福王的圹志，由其子朱由崧所撰写。圹志中隐去了福王藏身迎恩寺的情节，又为其镀上了一层坚贞不屈的光环，但大体和《明史》的记载还是互相吻合的。

　　王独挺身抗节，指贼大骂，慷慨激烈，与城俱亡。—《福忠王圹志》

　　福王剧照

　　那么接下来大家的好奇点来，“福禄汤”这个说法是谁提出来的呢？从现有史料来看，这个说法应出自于明末清初学者彭孙贻所著的《流寇志》。

　　闯贼迹福王所在，执之。王见自成，色怖乞生。贼置酒大会，脔王为俎，杂鹿肉食之，号福禄酒。

　　彭孙贻，浙江海盐人，崇祯十五年乡试第一。其父彭观民，在南明隆武朝出任太常寺卿。崇祯帝殉国后，朱常洵之子朱由崧在南京登基，改元弘光。当时明朝在江南的统治并没有遭到清军和义军的冲击，如果举措得当，守一个和当年南宋一样划江而治的局面并非一个难事。但是南明君臣互相倾轧，最终导致清军轻易过江，弘光政权迅速崩溃。

　　笔者以为彭孙贻出身清流，其对福王父子本身就存有极大敌意。其父效力于隆武帝麾下，必定也会对弘光帝的失败大加鞭挞。从这两个角度出发，彭孙贻不会对福王父子有任何好感，甚至会认为大明天下的毁灭，和老福王本人有着巨大的干系。此外笔者也相信福王之死，必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留言传出，“福禄汤”或许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彭孙贻将其记录在案，既表明了对于福王的厌恶，又突出了义军的残暴，可谓一举两得。

　　结语：通过上文的梳理，笔者的结论是福王被烹杀的说法并不可靠。福王朱常洵被义军杀害，这在明末宗室中是常有之事，并不足为奇。但是“福禄汤”的传言却未免将义军过于妖魔化。李自成屠灭明朝宗室，当时大部分老百姓都是拥护的，他没有必要用这样恶心的方式来立威。但是出于丑化福王和义军的目的，这样的谣言得到大肆的传播，其实也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