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文绣的命运，一封信的较量照见不同结局

导读：1931年8月25日，末代皇妃文绣在妹妹的帮助下，暗度陈仓，搬出了溥仪在天津的住宅静园。　　随后不久，文绣公开登报，宣称要与溥仪离婚，并聘请了三位律师，向法院提出诉状：

　　1931年8月25日，末代皇妃文绣在妹妹的帮助下，暗度陈仓，搬出了溥仪在天津的住宅静园。

　　随后不久，文绣公开登报，宣称要与溥仪离婚，并聘请了三位律师，向法院提出诉状：

　　“控告溥仪虐待文绣，使其不堪忍受。溥仪生理有病，同居九年，未得一幸。决意离婚，索要个人日常所用衣物和赡养费50万元。”

　　这个重磅消息一出，清朝皇家第一起离婚案很快在北京、天津等地报纸的炒作下，被传得沸沸扬扬。一时之间，溥仪不仅成了历史上第一个“被离婚”的皇帝，他的生理缺陷也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经过长达两个月的多次谈判，溥仪在愤怒和疲惫中妥协了，他最终同意一次支付文绣5.5万元的赡养费，并在10月22日与她正式签署了离婚协议。

　　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刀妃革命”这才落下帷幕。至此，文绣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敢于和皇帝离婚的女性，获得了同情、称赞无数，开启了崭新的人生。可与此同时，与她一同入宫的皇后婉容也因这桩离婚案彻底失宠，走向了人生的另一个极端。溥仪曾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写道：

　　“婉容固然是在当时，总算是得到了所谓的‘胜利’，而拔去了她所认为的‘眼中钉’，但是我对婉容的感情，反而一天坏似一天。”

　　从这段描述看来，溥仪完全将这桩皇室婚变归因于皇后婉容对文绣的打压和排挤。那么，在真正的历史上，婉容失宠真的是因为排挤文绣吗？文绣又真的是被婉容“挤走”的吗？事实上，这两个最后为清王朝献祭的女子，她们迥异的人生在入宫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

　　01－不同的新婚日，同样的意难平

　　1921年初，在距离清王朝倒台9年之后，退位的溥仪在民国政府的供养下，也在紫禁城内当了整整9年的“关门皇帝”。

　　这一年，溥仪刚刚年满15岁，逊清王室就开始大张旗鼓地为他挑选后妃。经过对待选秀女家世、外貌等综合因素的重重考察，最终四张照片被呈送到了溥仪跟前。对于当时选妃的场面，溥仪回忆道：

　　“四个人都是一个模样，身段都像纸糊的桶子。每张照片的脸部都很小，实在分不出丑俊来。如果一定要比较，只能比一比旗袍的花色，谁的特别些。我那时候想不到什么终身大事之类的问题，也没有个什么标准，便不假思索地在一张似乎顺眼的相片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圈儿。”

　　这位被溥仪圈定的姑娘是满族镶黄旗的额尔德特·端恭之女文绣，正符合当时敬懿太妃的心意。然而，同样颇有势力的端康太妃却极力反对，一定要溥仪选由她提名的婉容。

　　婉容是满族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之女，其家族在高祖时代就立下赫赫战功，婉容的曾祖父曾担任吉林将军，官至一品，家世煊赫。除此之外，婉容的长相在几个秀女中也相当漂亮端庄。

　　溥仪经不住端康太妃和王公们的劝说，便又在婉容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当然，由于文绣已被他选上，不能再嫁臣民。最终，溥仪在王公太妃们的争斗下做了一个折中决定，立婉容为后，纳文绣为妃。

　　1922年12月1日，溥仪大婚。由军乐队、仪仗队开道，在全副卤簿仪仗和民国政府派来的的2000多名骑、步兵的护卫下，婉容乘坐溥仪派去的16人抬的黄色红双喜轿子，从东华门中门进入紫禁城，成为民国时代的末代皇后。

　　同样是大婚，文绣则只是在大婚庆典的前一日，由二十位太监和若干士兵护送，乘坐一辆黄围轿悄无声息地进入神武门，在养心殿向皇帝溥仪行了“三跪九叩”礼，就算正式取得了妃子的身份。

　　对于最先被皇帝选上却只能屈尊为妃的文绣而言，这样的新婚之夜必然令她意难平。但是回过头去看风光大嫁的婉容，她的委屈并不比文绣来得少。

　　在和溥仪的大婚之夜，他们按照传统同食“子孙饽饽”、共饮“合卺酒”、又进“长寿面”……按理说，再接下来就是温柔而甜蜜的花烛夜了。然而那一晚，溥仪却离开那张“龙凤喜床”，回养心殿自己卧室去了。

　　对于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溥仪在40年后回忆：“被孤零零地扔在坤宁宫的婉容是什么心情？那个不满十四岁的文绣在想些什么？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些。”

　　多年以后，经过后人的查证。这个尴尬的新婚夜其实有着更深刻的背景。那就是溥仪在男性生理功能上有所欠缺。溥仪的侍卫李国雄在《伴驾生涯》中证实：溥仪却是不和皇后、妃子、贵人们亲近，很少和她们同床共枕。溥仪的弟弟溥杰也承认，“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他的胞兄是不能生殖的。

　　02－新式的皇后，挣不脱旧制的寂寞

　　因为溥仪的个人原因，在紫禁城生活的两年里，婉容、文绣和他一直过着一种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

　　但是尽管如此，在这段三个人的关系中，婉容还是占了上风的那一个。

　　婉容与众多生活在农村的满族大家闺秀不同。婉容的父亲荣源虽然是满族遗老，但是走南闯北，见识很广，且主张男女平等接受教育。因此，婉容从小除了接受传统琴棋书画的熏陶，还在教会女校学习了英语。

　　除此之外，婉容从小随父生活在当时北方最为开放、繁华的天津。她从小住的是西式洋楼，用的是西洋家具，学的又是西餐礼仪，可以说是较早在西方文明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

　　后妃二人放在一起对比，婉容生得端庄美艳，而文绣却不过是中人之姿；婉容性格活泼开朗，文绣则内敛羞怯；婉容和溥仪都受过西式教育，而文绣却是从小接受三从四德教育的传统女子。

　　因此，婉容对溥仪的吸引力，远远大过文绣。

　　在紫禁城生活的那段日子，溥仪将婉容引以为知己。他不仅专门为婉容聘请了英文教师，还为她取名伊丽莎白，两人之间几乎每天都要用英文通信；婉容在宫中一度痴迷于学习自行车，为了她练车方便，溥仪直接砍掉了宫中老祖宗留下的门槛；婉容喜欢西方生活方式，溥仪也十分赞赏。

　　在溥仪的支持下，婉容不仅将自己的寝宫修缮成了中西合璧的风格，还特意在后殿增设了西餐厅。大概是只改造自己的居处不过瘾，她又回过头去把慈禧太后住过的寝宫也加以改造，配以玻璃花瓶、沙发、浴盆等西式家具。

　　原本压抑沉闷的皇宫，在婉容的大胆改造之下，也开始显出别样的生气。

　　日常生活中，婉容爱看外国电影，喜欢吃西餐，还略通英语，在无形中为溥仪打开了一扇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门。有了婉容之后，溥仪的身边不再是那些低头鞠躬的太监和迂腐保守的师傅，这让他欣喜不已。

　　在紫禁城这片有限的天地里，两人经常出双入对，参与了不少文娱、体育爱好活动。这样的婚后生活在外人看来充实、幸福。但是事实上却没能填补婉容内心深处真正的空虚。

　　每当晚间在储秀宫中独坐到天黑时，那个原本性情活泼热闹的婉容，又成了最寂寞的皇后。

　　在日积月累的情感压抑中，婉容开始大手大脚地挥霍。据统计，她每日要用去一二百的银两。然而，久而久之，婉容发现如此宣泄过后，等待自己的东西依旧是无聊。随着浮云般的繁华转眼即逝，忧郁渐渐在婉容心中久聚不散。

　　由于与溥仪长久没有夫妻生活，婉容后来渐渐患上了痛经症，疼得最厉害的时候，要在床上打滚。太医们医治许久，却始终未曾见效。

　　后来婉容的父亲荣源打听到了一个偏方，让婉容哥哥进宫去给她送大烟膏止疼。婉容试过之后，真有奇效。不过没想到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难以预料的后果，她渐渐吸食鸦片上了瘾。

　　婉容染上烟瘾初期，溥仪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许是自认为对不住婉容，溥仪便由着婉容的性子去抽，还派了一名叫做赵荣升的太监专门服侍皇后吸烟。

　　同样作为皇帝的女人，文绣其实和婉容一样，也受这种情感层面的折磨。不同的是，婉容在苦闷之余，尚能得到溥仪的纵容，而文绣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03－隐忍的皇妃，难捱无爱的折磨

　　在大婚过后，婉容、文绣和溥仪三人虽然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但是一个男人、两个女人共处久了，后与妃之间总不免出现一些争风吃醋的情况。

　　初入宫时，溥仪虽然偏爱婉容，但是待文绣也不坏。比如在出宫游玩时，溥仪都会带上文绣；给婉容聘请英文教师时，他也不忘也文绣也请一个；在适合后、妃活动的场合，婉容出场的，文绣也能出场。这就引起了婉容的不满。

　　对她而言，尽管溥仪在生理上有所缺陷，但是不论怎么说，丈夫总还是一人独享的好。随着宫廷的寂寞生活慢慢蚕食掉她的青春，婉容的注意力从最初对溥仪的不满转移到了对文绣同她平分秋色的不满。两人的明争暗斗也自此开始。

　　她们最初以短信较量。有一次，婉容给文绣写信，前以女士相称，后以自己的英文名字落款。文绣回信的时候既不称呼，也无落款，还指正了婉容在信中的一处错别字，惹得婉容怒从心生又无处发作。

　　从这封信也可以看出，婉容是骄傲而自负的，她享受溥仪的偏爱，享受皇后的光环，并喜欢炫耀这种偏爱与光环。这也注定了，她这一生，必然是依附溥仪，为溥仪所掌控的一生。反观文绣的态度，她虽然是传统女子，却不甘逆来顺受，身上有着很强的自我意识，只是尚待一场彻底的觉醒。

　　在此之后，两人在生活中关于一些关于穿衣、吃饭、说话等无谓小事也闹过矛盾。但是由于婉容的地位，加上溥仪对她的纵容和偏袒，文绣逐渐受到冷落。为此，她曾在宫中写下过一篇《哀苑鹿》，把自己比喻成宫中豢养的小鹿，如狱中的犯人，不得自由。而这种冷落和禁锢，也从宫内延伸到了宫外。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取消了皇帝的尊号，三人被迫离开紫禁城，后被日本人护送到了天津。

　　在天津租界的日子里，溥仪因为“特殊华人”的身份受到了极高的礼遇，日本人不断为他编织着“复辟”的美梦，迫不及待要将他绑上“侵华”的战车。文绣早早地看清了这一点，开始时不时劝阻溥仪悬崖勒马。

　　然而，溥仪非但听不进文绣的良言，还因此对她产生了厌恶。比起“自以为是”的文绣，他更偏爱能轻松相处的婉容。

　　彼时的婉容刚刚脱离紫禁城的禁锢，回到了这片可以自由生活的熟悉故土，精神焕发。来到天津后的她一改宫中的装束，换上了时髦的旗袍和高跟鞋，并烫了头发，一时成了租界里的摩登女性。

　　其间，她和溥仪到开明戏院去看梅兰芳的演出，他们一起跳舞、溜冰、打球……被一切现代时尚的事物所吸引。只不过在这一切热闹繁华里，唯独少了文绣的一份。

　　自从文绣因“劝谏”和溥仪失和以来，溥仪出门只带着婉容一人，就连日常进餐，也不同文绣一桌同吃；平日里，接待宾客，溥仪只要婉容陪伴，逢年过节所施的赏赐，也没有文绣的份。

　　1929年，三人搬进天津静园之后，溥仪和婉容住在二楼，紧邻而居，却把文绣独自抛在了一楼。由于文绣长期在溥仪面前失宠，太监或婢女们也不再重视这个淑妃娘娘，甚至还敢以言语辱之。

　　在农历的除夕夜里，再也不甘这种冷落和凌辱的文绣彻底寒了心，拿起剪刀就向自己的小腹捅去，被宦官及时制止，并禀报给了溥仪，谁知溥仪竟生气地说：

　　“她惯用这伎俩吓唬人。谁也不要理她！”

　　“最是无情帝王家”，1931年，被溥仪彻底寒了心的文绣在妹妹文珊的支持下，历经波折，终于和他协议离婚。

　　在打点完律师之后，文绣拿着剩下的两万多块钱，回到了北京定居。此后，文绣一度还当过小学教师，走上了一条自食其力的道路。

　　如果说，文绣的后半生完全是出于个人的选择，那么婉容的后半生则充斥着随波逐流的无奈。

　　04－繁华落尽，留人叹结局凄凉

　　文绣离开之后，溥仪为了维护自己的颜面，将这桩皇家丑闻的过错自然而然地推到了婉容身上。他后来说：

　　“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是平等的夫妇，在我，夫妇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自从文绣离开以后，婉容就沦为了为文绣替罪的工具。一开始，溥仪只是待婉容较先前冷淡，至少还将她作为出席各大社交场合的“花瓶”。而到了后来，婉容连作为花瓶的作用也消失了。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骗和策划之下，独自一人秘密离开东京，前往东北。此时的婉容对溥仪还有所期待，两个月后，她也来到了东北找溥仪团聚。只是没想到，在这里等待她的却是另一个金丝囚笼。

　　在这片被日本人控制的地盘，婉容和溥仪一样，受到了日本人严密的监视。在这里，他们必须按照日本人的意志说话和办事，就连出个门也必须向对方汇报。婉容不愿沦为傀儡，她曾先后寻求外交部长顾维钧和赵欣伯之妻的帮助，试图逃离，却都没能成功。

　　更让她寒心的是，溥仪也连同日本人一同监视她。自从溥仪在“皇妃革命”的“丑闻”中颜面尽失之后，他一直担心婉容会成为“文绣第二”，因此一直严密监视婉容的一举一动，不仅不让她出席各种社交活动，还将她终日关在伪皇宫的“缉熙楼”里，不见天日。

　　在百般孤寂、愁苦和失落中，婉容开始变得精神颓靡，夜不成寐，最后得了神经衰弱症。在极度压抑的环境中，她只能借助鸦片不断麻痹自己。然而，随着婉容的烟瘾越来越大，溥仪对她的厌恶也日益深重。

　　两人关系的彻底破裂发生在1935年。这一年，伪满“宫廷”中传出了令皇室蒙羞的一大秽闻——婉容怀孕了。溥仪严令查清此事，后来发现与婉容发生关系的竟是自己的随侍祁继忠。

　　怒不可遏的溥仪随即开除了祁继忠，随后又提出要与婉容离婚，废除皇后，只是作为“太上皇”的日本关东军并没有同意溥仪的要求。为了泄愤，溥仪将婉容彻底打入了冷宫，不仅限制其行动自由，连对她的监视程度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婉容后来诞下一子，但是这个孩子作为皇家丑闻的产物，在出生不久后就让人扔到锅炉里烧化了。而婉容在经历了这一系列打击后，渐渐走向了精神崩溃，每日只是以鸦片为伴，苟延残喘地活着。

　　抗战结束后，她作为一个被时代倾轧的女性，被送上了一辆战争犯乘坐的“闷罐列车”，被押送至吉林的一所监狱。

　　在监狱里，此时的婉容早已不复当初雍容华贵的模样，长期吸食鸦片引起的不良反应导致她形容枯瘦，双目失明，最后连双腿也站不起来了。

　　由于断了鸦片的供应，婉容常常在巨大的痛苦中疯狂嘶吼，或是撕心裂肺地抓挠墙面、或是躺在地板上打滚。由于大小便失禁之故，她所在的囚室也臭气熏天，周围的犯人们不堪其扰，纷纷呼吁要尽快杀了她。

　　1946年6月20日，已经被鸦片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婉容带着她的饥渴，带着她的孤独，带着她曾经如花般的过往年华，在监狱的地板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一年，婉容4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