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嘉靖(大明嘉靖往事:既有不怕死的,更有打不死的)
导读:上一集我们说,嘉靖皇帝因为修道、为了修炼长生不老术,需要银子,有一位名叫段朝用的术士经勋臣郭勋和术士陶仲文的推荐,面见嘉靖皇帝。段朝用不仅献给了嘉靖皇帝一批自己炼
上一集我们说,嘉靖皇帝因为修道、为了修炼长生不老术,需要银子,有一位名叫段朝用的术士经勋臣郭勋和术士陶仲文的推荐,面见嘉靖皇帝。段朝用不仅献给了嘉靖皇帝一批自己炼制的“仙器”,给嘉靖皇帝呈上1万两银子的赞助费,还答应每年再提供几万两银子。
皇帝一高兴,给了他一个“高士”的道号。段朝用则向皇帝承诺,为了表达自己的忠心,他每年还将奉献给皇帝数万两自己提炼的白银。皇帝“甚喜”,当即让段朝用支“正五品”的年俸,并且赐给他一个府第,专门用以炼制金银。
但是,嘉靖皇帝在用了段朝用的“仙器”之后,“仙药”仍然是时验时不验,还发生了宫女谋杀事件;三年过后,段朝用竟然没有给嘉靖皇帝炼出一两白银。经徒弟揭发,段朝用的骗术被暴光,嘉靖皇帝一怒之下,段朝用下狱致死。
但是,段朝用的推荐人陶仲文继续得到信任。
此时,陶仲文是嘉靖皇帝最信任的术士。陶仲文不仅治好过嘉靖皇帝儿子的天花,还为皇帝的长生不老不断进行祈祷,据说已经初见成效。皇帝不能因为一个段朝用而中断陶仲文为自己进行的祈祷。特别令嘉靖皇帝感到惊讶的是,就在前两年,嘉靖皇帝因为母亲病逝,回安陆州考察父母合葬事宜,陶仲文预测某日夜晚行宫会发生火灾,提请皇帝注意安全。开始的时候人们是将信将疑,但到了陶仲文所说的那天半夜,行宫果然莫名其妙地发生大火。幸亏卫士们作了防范,嘉靖皇帝得以毫发无损逃了出来。
对于这件事情,还真是难以解释。因为几乎所有关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史书,都用肯定的文字记载了陶仲文预测的准确性。我们现在当然不相信有这样事情,但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说这件事情是编造的。
我们可以有多种解释。我们可以说是凑巧,但以陶仲文的处事谨慎,绝对没有必要给自己找麻烦,凭空生出事端来。我们也可以大胆假设,说陶仲文指使人到时放火。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陶仲文没有那么大的胆子。那么,这个陶仲文果真能掐会算?这个不但我们弄不明白,有很多现象现代科学也弄不明白。不然的话,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直到今天,各种各样“大师”仍然被许多人奉为上宾、捧为神明,而在美国,星相家们也仍然有广阔的市场。
既然连我们现在都弄不明白的事情,嘉靖皇帝当然也弄不明白。但有一条他明白,要修道、要养生,就离不开陶仲文,陶仲文已经是他养生和修道的导师,是他养生和修道的监护人,他的生命是和陶仲文捆绑在一起的。
嘉靖皇帝十分大度地为陶仲文开脱。嘉靖皇帝说,黄白之术,自古有之,但只有真正有道术的人,才能做到这一步。段朝用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道行,自己吹牛吹过了头。当初他献上仙银、仙器,朕也是相信的。怎么能够怪您呢?
这就是嘉靖皇帝的狡猾和精明处,所以他一方面处理了一个段朝用,但另一方面,他仍然表示相信,段朝用办不到的事情,未必别人就办不到。所以,为他提供服务的种类术士,包括段朝用之类的自称有黄白术的术士,仍然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北京。这对于嘉靖皇帝来说,何乐而不为呢。你想想,一个段朝用是1万两,十个段朝用就是10万两,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陶仲文继续受到信任,另一个推荐人郭勋则倒了霉。
嘉靖皇帝得知段朝用献给自己的赞助费是由郭勋提供的,自然十分恼火。但嘉靖皇帝并不相信郭勋敢串通段朝用一起来骗自己,打死他也不敢。所以嘉靖皇帝一开始并没有惩罚他。因为郭勋在大礼议中立了功,这是嘉靖皇帝忘不了的。而且,人家郭勋也是受骗者,他平白无故损失了1万两银子。而这1万两银子嘉靖皇帝是收下了,并且投到祭坛上去了。
但尽管如此,郭勋从此也就失去了皇帝的信任。这对郭勋来说却是致命的。
明朝发展到嘉靖时期,社会财富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像郭勋这样的高级官员,平日骄横,这贪赃枉法、违法乱纪的事情自然干得不少。皇帝信任的时候,别人告状告不入,因为皇帝不批准,你就立不了案;而一旦失去了皇帝的相信,他的那些事情立即被揭露出来。
郭勋可以说聪明反被聪明累。他本来就是功臣的后代,即使不出面支持张璁议大礼,也是身居高位,腰缠万贯。由于支持议大礼,得到了嘉靖皇帝的信任,地位提升了,本来也可以安享太平。但为了强化皇帝的信任,却被段朝用拉下了水,只得自认倒霉。郭勋被下狱后,嘉靖皇帝并没有让人打他的板子,也没有将其处死,但郭勋自己感到极其的屈辱,一辈子,只有他欺侮别人,哪里想到过有人会欺侮他。被监一年多后,病死在狱中。
段朝用死了,郭勋也死了,段朝用的案子按理说应该结束了。但段朝用事件的后遗症并没有结束。因为在他的唆使下,嘉靖皇帝不仅不上朝,不接见大臣,而且在嘉靖十八年下了一道旨意,令太子监国,以便自己能够潜心修道、潜心养生。
这道旨意一下,群臣愕然。嘉靖皇帝这个时候多大岁数?33岁。皇太子当时有多大?4岁。33岁皇帝为了修炼长生术,要把国家的事情交给4岁的儿子去管理。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在中国的历史上倒还真是绝无仅有。也亏了这个嘉靖皇帝想得出。当然,这个主意不是他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术士们的启发下想到的。这不又是在瞎胡闹吗?
由于刚刚有几官员给皇帝提意见受到严惩,所以官员虽然对这件事情感到震惊,却一时还没有人站出来提出反对。这倒反面使嘉靖皇帝觉得奇怪了。因为几乎他的每一个重大举措,都有官员跳出来,或者公开反对,或者反复辩驳。这个让4岁的太子监国的事情当然是国家大事,却没有人出来反对。所以出乎嘉靖皇帝的意料之外。但是,就在嘉靖皇帝既感欣慰,又稍稍有些失落的时候,还是有人站出来反对。
站出来的这个人名叫杨最,是太仆寺的寺卿。
太仆寺是明朝管理马匹和草场的衙门,主官叫“卿”。虽然太仆寺没有议论朝廷是非的职责。但杨最却有忧国忧民之心,他是正德十二年的进士,当时授工部主事,奉命前往山西催征税粮。但当时的山西正遭受旱灾,满目苍夷。杨最见状,掉转马头,径直回到北京,向主管官员报告,这粮他不催了。结果,当时是杨最受到了严厉斥责,被要求重回山西催粮。杨最无奈,再次来到山西。但他来到山西之后,仍然没有催粮,而是和巡按御史一道,联名向朝廷陈述灾情,请求延缓征税,并且说服了当时的当权派。
二十多年过去了,杨最也从正六品的工部主事,升到了从三品的太仆寺卿,进入到高级官员的行列,但忧国忧民之心依旧。眼见嘉靖皇帝由养生而发展到修道,由修道而发展到让术士们炼金炼银,再发展到让太子监国,越闹越不像话,杨最无法忍受了,他挺身而出,“抗疏”而谏。
中国古代官场说到忠臣,总是要说“文死谏,武死战”。武死武很正常,有战争就要死人,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这文死谏却不正常,说明中国历代有不少皇帝是干坏事的。皇帝如果干好事,那有什么太多意见好提的?即使提,也只会提请皇上不得太操劳,要保全龙体,皇上的身体健康,就是全体臣民的幸福,等等。如果官员要冒着生命危险提意见,甚至会因为提意见而被杀,会死于“谏”,那这个皇帝肯定是在干坏事,或者在干蠢事。
嘉靖皇帝让4岁的小孩来管理国家,这不是蠢事吗?所以杨最要“抗疏”。
但明朝的所谓“抗疏”,却不指一般的提意见,而是对皇帝的诏令提出不同意见、拒绝奉行。根据明朝当时的制度,皇帝的旨意,需要由内阁起草、司礼监批红,然后根据旨意的内容,发到六科中相应一科。比如,如果是关于官员任命的,要发到吏科;如果是关于礼仪方面的,要发到礼科。像让太子监国之类的事情,属于国家的重大礼制,按理说也应该发到礼科。皇帝的旨意被六科给事中签发了,这个旨意才能向外公布。公布了那就是真正的“圣旨”了,各官必须奉行。这个时候提意见,就叫“抗疏”,其实就是抗旨不遵。这在当时是十分严重的事情,是弄得不好要掉首脑的事情。
太仆寺卿杨最当然知道抗旨不遵的严重性,但他仍然抗疏,他有他的理由,理由就是皇帝的决定太荒唐;他有信念,信念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有了这个信念,一切后果在所不计。他在“抗疏”中提出两点责问。
第一
皇上“春秋方壮”,正是年富力强、大有可为的时候,怎么能够提出让太子监国、自己一心修道呢?这不是极端不负责任吗?皇上这样做,置祖宗社稷于何处,将来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呢?
第二
大臣们议论纷纷,说皇上的这个主意,是受到了某个术士的蛊惑。皇上也不想想,世上的神仙术都是在深山大谷中修炼的,哪里听说过有身着锦衣、口进美食、怀抱佳人,在皇宫内院中修炼成长生不老术的?这不是白日做梦吗?
按理说,杨最的这道“抗疏”火力并不太猛。但信道的人却大多十分的敏感,忌讳也多,嘉靖皇帝又是其中特别敏感的一位。自己正在修炼的关键时刻,这个杨最说他要见列祖列宗,这不是诅咒要他死?又说他是白日做梦,这不是诅咒他祈祷失败吗?这当头一棒打来,嘉靖皇帝几乎气得晕死过去。
虽然杨最已经是三品大员,但在已经凶残成性嘉靖皇帝眼中,不过是他们朱家的一条狗。你既然咬主人,那就打碎你的牙、打断你的腿。
杨最立即被抓进锦衣卫监狱,处以重杖。锦衣卫校尉从来都是看主人的眼色行事,见嘉靖皇帝对杨最咬牙切齿地狠,按住杨最就便往死里打。规定的杖数还没有打完,杨最已经死于杖下。
杨最虽然被活活打死,但得到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嘉靖皇帝的所谓让太子监国也只得不了了之。但人们对于皇帝的不上朝、不管事,仍然是忧心忡忡。
在明朝的嘉靖年间,其实不仅仅是嘉靖年间,几乎贯穿着整个明代,都有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因为对皇帝的决策、皇帝的行为进行批评而受到惩罚,甚至因此而死于杖下、死于刀下。虽然他们的一些批评言词过激,甚至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敢说真话,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敬重。尤其可贵的是,那个时候,谁因为说真话、因为给皇帝提意见而被惩罚,谁就光荣,谁就得到舆论的赞扬,从而形成一种风气、一股正气。
但是,嘉靖时期和正德时期又大不一样。正德皇帝胡闹,主要的遏制力量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是最高层面、决策层面上对皇帝的遏制。但在嘉靖时期,内阁大学士开始成为了皇帝的走狗和帮凶,所以对皇帝的遏制,转到了中低层。这就使得嘉靖时期的政局比正德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正德时期,是大学士带领大家一起和皇帝作斗争,嘉靖时期则是大家即要和皇帝作斗争,又要和大学士作斗争。这就使斗争的形势更加严峻。
所以,杨最死后,不是大学士们出来对皇帝规劝,而是言官们对嘉靖皇帝进行批评。紧接着杨最向嘉靖皇帝展开批评的是杨爵。
与杨最身居高位不同,杨爵是一位御史。明朝的御史如果没有特别的差遣,他们的任务只是“议政”,并不“参政”。但这个只议政不参政却比参政议政厉害得多,因为不参政、不做具体的事情,所以不会犯错误。他们的责任就是专门盯着别人的错误。国家的所有大事、小事,皇帝和大臣们所有的公事、私事,他们都可以提出意见。特别是可以“风闻言事”,不需要掌握证据,哪怕是道听途说,也可以提意见。
如果有人要问,明朝的国家体制有什么特点,这就是一个重要特点。因为明朝专门养着一批以意见为职责的人。杨爵就是这批人里面的一个。眼看着嘉靖皇帝多年不上朝,一心一意修祭坛、做斋醮,奉迎拍马的升官、秉忠直言的受罚,北方连年干旱,南方水灾不断,大臣们却高唱太平。每念及此,杨爵就夜不能寐。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御史,他不能看着国家就这样走下坡路,于是在杨最被打死之后,仍然冒死上疏。
由于是御史,所以杨爵奏疏的火力比杨最要凶猛得多,第一句话就惊天动地:“今天下大势,如人衰病已极,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无措手地方。”现在国家的形势,如同病入膏肓之人,五脏六腑都坏了。即使是神医妙手,面对着这样的病人,也束手无策。好端端的一个国家被弄成这个样子,你这个皇帝是要负责任的。
接着,杨爵从五个方面来指出嘉靖皇帝的过错、揭露嘉靖时期的弊端。
第一、“任用匪人”。
我们刚刚说过的郭勋、我们以后将要说到的内阁首辅夏言,都属于杨爵所说的“匪人”。这两人是当时武将和文官的首脑,也是嘉靖皇帝当时最信任的大臣。但在杨爵的眼中,郭勋是“大奸大蠧”,夏言是“欺天欺人”。没一个是好东西。
第二、“兴作未己”。
杨爵特别指出,现在国家并不太平,到处都在动荡。皇帝却因为听信术士之言,置国家大事于不顾,置民生于不顾,大兴土木,大造祭坛,劳损民力,耗损钱财,这不是结怨于天下吗?你不感到愧对祖宗吗?
第三、“朝讲不亲”。
杨爵责问:皇帝已经多年不上朝、不见大臣,不讨论道德、不讨论治道,不祭天、不祭地。外地官员赴京述职、京城官员外出办事,一概不予接见,天灾人祸、百姓疾苦,一概不知、一概不管,有你这样管理国家的呢?
第四、“信用方术”。
杨爵抨击说,皇帝唯左道旁门是亲,以为亲信他们,便可以鬼神保佑。岂不知这恰恰是自欺欺人、贻笑百世。杨爵特别提到,刚刚巡视过北京的南城,一个月里面冻死饿死的有80个人。北京有五城,该有多少?他们难道不是陛下的赤子吗?如此下去,必然人心涣散。难道皇上不怕后人耻笑吗?
第五、“阻抑言路”。
杨爵指出:历朝历代,凡有道明君,都是因为听得进意见而国家兴;凡无道昏君,都是因为听不进意见而国家亡。如果忠良闭口,必然是谗言日进。杨爵特别提到刚刚死去的杨最,责问:有如此忠臣却不知爱惜,天下有你这样做皇帝的吗?
杨爵的这个奏疏,可以说是指着鼻子,对嘉靖皇帝的斑斑劣迹进行逐条揭露,把最爱面子的嘉靖皇帝的面子全部撕掉。从杨爵的这个把嘉靖皇帝面子全部撕掉的奏疏,我们可以感到什么是明朝的“士风”,什么是明代知识分子的“士气”。因为像杨爵这样不顾皇帝的面子直言不讳的言官,在明朝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批的出现。
当然,以嘉靖皇帝的个性,是咽不下这口恶气的,必欲置杨爵于死地,但快活是快活不起来的。所以我们不说嘉靖皇帝必欲置杨爵于死地而后快。
锦衣卫立即对杨爵实施拘捕,顿时棍棒交加,血肉狼藉。
但是,这个杨爵特别具有抗击打能力,虽然当时被打得断了气,却并没有真正死去。第二天一早,竟然又醒了过来。
杨爵对嘉靖皇帝的数落,其实大快人心。人们虽然不敢公开拍手叫好,却在暗中赞叹、暗中佩服。这里要特别说到刑部的官员,他们向嘉靖皇帝打报告,说这个杨爵目无尊长,实在可恶,请求皇帝把他交给刑部,由刑部对其进行审讯,严厉惩罚。他们为什么打这个报告?因为他们佩服杨爵,担心杨爵死于锦衣卫的酷刑之下。一旦把杨爵转到刑部监狱,那就可以活命了。但是,嘉靖皇帝何等聪明,何况他在位45年,琢磨的两件事,第一件就是琢磨人。这点伎俩还看不穿?他驳回了刑部的请示,让锦衣卫继续拷讯。
但这个杨爵竟然就是打不死、拖不死、饿不死。不但没有死,反面一天天恢复起来。这倒是怪事了。锦衣卫的校尉和狱卒虽然唯皇帝之命是从,但也知道这杨爵是忠臣。那年头迷信,他们见这个杨爵死未复生,打不死、拖不死,怀疑他有神灵保护,反而不敢对他再行虐待。嘉靖皇帝也迷信,听说杨爵打不死、拖不死,而且饿不死,他也害怕了,不敢催着锦衣卫校尉要他的命。
杨爵这条命竟然保住了。
但是,就在杨爵受到拷讯的过程中,有两个官员站了出来,公开声援杨爵,但他们的命却没有保住。这两个官员,一个名叫周天佐,户部主事;一个叫浦鋐,巡按陕西监察御史。
周天佐和杨爵没有任何交情,杨爵以言事下狱,周天佐出于对言官的保护,其实也是对明朝这个国家仅有的议论自由、仅有的对皇帝的制约机制的维护,对嘉靖皇帝惩罚杨爵进行严厉谴责。怎么谴责?他指出:“国家置言官,以言为职。”皇上因为受到杨爵的指责,说他是小人,说他是罪人。请问皇上,如果犯颜直谏为小人,那么阿谀奉承就是君子吗?如果秉直纳忠为罪人,那么曲迎将顺就是功臣吗?皇上的一喜一怒,上天像明镜一样照着。皇上这样是非不分,难道不怕上天惩罚吗?
嘉靖皇帝一看这个奏疏,可以想象得到是如何的“大怒”,当即命廷杖六十,下锦衣卫狱,不给饮食。不到三天,周天佐即死于狱中。
浦鋐是老资格的御史,从正德十二年中进士,已经进入仕途二十多年,此时正在为陕西巡按御史。得知杨爵因为言事而受到惩罚,立即从陕西发来奏疏,请求释放。他在奏疏中特别说到,自己在杨爵的老家陕西富平县巡视,当地父老对杨爵的品质、才干有口皆碑。但浦鋐这段话却犯了忌讳:杨爵说郭勋“大奸大蠧”,如今郭勋之奸已经彻底暴露;皇上励精图志,杨爵所说的不是句句在理吗?
这下糟糕,在嘉靖皇帝看来,这又是揭他的短,立即派出锦衣卫校尉,往陕西逮捕浦鋐。浦鋐在陕西,深得三秦父老的爱戴。百姓得知匍鋐被押解进京,沿途哭送,有时聚集上万人,道路也被堵塞。
浦鋐押解到京后,连续七天,天天受刑。临死之前,见杨爵热泪纵横,跪在身旁,浦鋐倒安慰起杨爵:你不必难过,更不自责。文死谏,是我们共同的职责。
我们今天可能不理解他们,可能觉得他们可怜,甚至觉得他们真是不值,但又不能不对他们为着自己的信念而献身的精神。明朝皇帝多儿戏、多胡闹,但明朝却延续了276年,靠的是什么,靠的正是杨爵、浦鋐、周佐等人的这种精神。
浦鋐死了、周天佐死了,但还有不怕死的,接着又是两位官员,一位叫刘櫆、一位叫周怡,站出来指责嘉靖皇帝的荒唐,这两人也被下到锦衣卫监狱,但没有被打死,和杨爵关在了一起,成为狱友。
这一关就是五年。
五年之后,到嘉靖二十四年的八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使得嘉靖皇帝释放了杨爵等三人。说这个事情奇怪,是因为史书上记载:“有神降于乩,帝感其言,立出三人狱。”
扶乩术是一种方术,一般是用一个沙盘,术士向上天念祈祷语,请求上天给予指令。据说如果上天有意志的话,这个沙盘上就会现出字来。那么,这一次沙盘现出什么字?没有记载,但不外乎与杨爵等人有关,意思是如果不放三人,将对皇帝不利,等待。否则,嘉靖皇帝也不会立即放人。
但过了不到一个月,有人对嘉靖皇帝迷信方术提意见,嘉靖皇帝既恼火,又自作聪明:我早就料到,放了杨爵,又会有人出来胡言乱语。我故意放人,故意设了个圈套,你们就钻,果然又胡言乱语。一声令下,重新将杨爵三人下狱。
杨爵获释后,千里迢迢回到老家陕西富平(陕西富平县),准备重新过老百姓的生活。但到家才十天,锦衣卫校尉就来抓人了。杨爵见校尉到家,并不惊慌。他在狱中五年,这些校尉也是老朋友了。他用家中的粗茶淡饭,与校尉饱餐了一顿。饭罢,立即上路。
校尉们反倒过意不去,让杨爵与家人告别。
杨爵站在家门口,冲着媳妇喊了一声:“朝廷逮我,我去矣。”说罢,头也不回,走了。就如同现在的工薪族,上班前告诉老婆一声,说:我上班去了。
你看看,什么叫视死如归?这才叫视死如归。没有那么多给自己打气的豪言壮语,更没有那么多令家人难过的满眼热泪。什么叫男人,这才是钢铁之躯的真男人。
左右邻居围观者,无不为之泪下。
三人被抓回北京,重新下到锦衣卫狱。
过了两年,到嘉靖二十六的十一月,又发生了一件奇怪事,使得嘉靖皇帝又一次放了杨爵。怎么回事呢?
原来,嘉靖皇帝花费了无数的银子在西苑建起来的一个大殿,叫做大高玄殿,突然发生天火。大火久久不灭,嘉靖皇帝害怕了,亲自祷告,却听得远远的火光之中,有人在呼唤杨爵等三人的名字。呼唤三人为“忠臣”。这让嘉靖皇帝大为惊慌,立即又把三人放了出来。你说可笑不可笑?
这位杨爵在狱中度过了整整七年,但在这七年之中,一直与狱友讲学论道,并且完成了两部著作,一部叫《周易辩说》,另一部叫《中庸解》。
在北京,嘉靖皇帝可以独断专行,任何人只要发表了对他不恭敬的议论,任何人只要反对他的对国家不负责任的行为,他都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惩罚,但有些势力是根本不把嘉靖皇帝放在眼里的。
就在他因为害怕老天惩治、释放杨爵的时候,南北两地几乎同时燃起了战火。这个国家其实并不太平。
那么,这个战火又是从何处爆发的呢?我们下集再说。
作者:方志远,江西师大历史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嘉宾、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
来源:《大明嘉靖往事》,现代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公众号内容,由作者授权发布。
编排:@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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