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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买四不像 必中(谎然大悟④︱夫差:勾践的另一半?)

导读:董铁柱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越王勾践。一提起勾践,大家就会想到他卧薪尝胆、复仇吴国的故事,他也因此成为刻苦自励、艰苦奋斗的象征。很多人也佩服伍子胥,他可谓中国历

  董铁柱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越王勾践。一提起勾践,大家就会想到他卧薪尝胆、复仇吴国的故事,他也因此成为刻苦自励、艰苦奋斗的象征。很多人也佩服伍子胥,他可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给人留下不惜性命、直言进谏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品读《吴越春秋》,就会发现勾践和伍子胥形象的崩塌:他们成了两个说谎大师——在赵晔的笔下,勾践和伍子胥是靠一路说谎才获得成功的。事实上,说谎的又何止是他俩!从创立吴国的太伯到篡位谋反的阖闾,从身居高位的范蠡到甘作绿叶的渔父,在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几乎人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说谎。他们为什么要说谎?他们怎样说谎?赵晔对说谎浓墨重彩的描写又体现了他对哪些问题的思考?换一种角度解读吴越争霸,多一种视角理解这段历史!

  千万不要只把夫差看作是勾践的敌人!

  夫差当然是勾践的敌人。所谓的吴越争霸,到了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手里,才出现真正的高潮。之前的吴越两国虽然也有摩擦,但是两个弱小的国家之间就算是斗来斗去,也谈不上争霸。是夫差在继承了父王阖闾的大业后,大败越国让勾践俯首为奴,才算揭开了吴越争霸的最后大幕。要记住,把勾践搞得可怜兮兮命悬一线的不是别人,正是夫差;而勾践的卧薪尝胆,也正是为了向夫差报仇。可以说,没有夫差也就没有勾践最后的称霸。将夫差、勾践二人称为一生的对手可谓恰如其分。

  作为对手,夫差和勾践在各方面有着截然对立的不同之处:比如夫差好色而勾践自律,比如夫差生活奢靡而勾践朴素节俭,比如夫差讲究仁义而勾践心狠手辣……不过要说到最大的不同,则当属夫差不会说谎而勾践则是个中高手。在《吴越春秋》的众多主要角色中,夫差的特别之处正是在于他既不会说谎,也看不穿别人的谎言。

  同样是一国之君,两个人的差异是如此之大,大到一方刚好是另一方的反面。于是,读者忍不住会想,如果把这两个看似拼得你死我活的敌人合在一起,岂不刚好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充满了欲望又懂得克制的人,一个既手腕强硬又想追求仁义之名的人,一个无时无刻不在说谎却又试图保持诚信的人……抱着这样的视角去看夫差和勾践之间的斗争,最终打败夫差的与其说是勾践,不如说是夫差的另一半。

  为什么说夫差“愚”

  夫差不会说谎的特点,其实是由伍子胥指出的。阖闾立太子时征询伍子胥的意见,后者推荐了夫差。阖闾担心夫差愚笨,不能很好地统治吴国。此时子胥说:“夫差信以爱人,端于守节,敦于礼义。”于是阖闾才选择了夫差。

  伍子胥对夫差的评价为其今后的表现打下了基调,而这也许正是阖闾所谓的“愚”。和其父阖闾相比,夫差的的确确不够聪明。在走向权力顶峰的路上,阖闾用尽了各种不择手段的计谋。先是设计刺杀了吴王僚——吴王僚不但是阖闾的君王还是他的亲人,接着为了斩草除根而刺杀了吴王僚的儿子庆忌。可以说,阖闾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敦于礼义”的反面教材。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争夺权力的斗争,阖闾这么做也是情有可原。那么,阖闾对百姓的欺骗则找不到任何借口。

  阖闾有个女儿叫做滕玉,为了一件小事耍了公主脾气自杀了。阖闾非常悲痛,于是想办法找人陪葬。他令人在吴国的集市中舞鹤,老百姓们看到了热闹,就蜂拥而至,不知不觉跟着舞鹤之人到了滕玉的墓中。吴王的手下就启动了机关把他们都关在了里面,让他们和滕玉共赴黄泉。阖闾这样耸人听闻之举,既是说谎,又很残忍,与“信以爱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因此,阖闾嫌弃夫差愚蠢,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夫差的愚蠢体现在他容易相信别人,而他之所以容易相信别人,则是因为他“爱人”。当惨败后的勾践来到吴国为奴时,吴王夫差首先说的是:“寡人于子亦过矣。子不念先君之仇乎?”勾践只是想隐藏自己复仇之心,装得一片忠心来骗取夫差的信任,从而获得活命的机会。面对这样一个手下败将,夫差居然首先作了自我批评,觉得自己对越国和越王都做得太过分了……要是阖闾复生听到这话,估计能被自己的儿子再活活气死——怎么就一点都没有自己心狠手辣的影子呢!而夫差一句“子不念先君之仇乎”则可以又把阖闾气活了:吴越两国的恩怨,先是起于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阖闾趁机起兵伐越,结果被刚刚即位的勾践打败,阖闾身受重伤,临死前叮嘱夫差不要忘记勾践的杀父之仇。现在,夫差觉得战胜了勾践就能算成功复仇了吗?看看身边的伍子胥是怎么为父亲复仇的!伍子胥为了复(父)仇而鞭仇人楚王之尸,可是夫差却对着仇人说自己做得太过分了……怪不得在阖闾看来,夫差“爱人”与“愚”划上了等号。

  觉得夫差愚蠢的似乎并不仅仅是阖闾。事实上,两千多年来人们都觉得夫差是个愚蠢之人,对他居然看不穿勾践的野心而感到不可理解,从而忽视了夫差之所以“愚”的根源。“信以爱人,端于守节,敦于礼义”,究竟是哪一条导致了夫差的“愚”呢?其实,能够做到这三条的人,无疑是道德高尚之人,而事实上,勾践也至少做到了其中的一条。当夫差看到勾践和妻子衣着简陋地养马三年而面无愠色,并且和范蠡之间保持着君臣之礼时,他对太宰嚭说,越王和范蠡即使在穷厄之地,也不失君臣之礼,“寡人伤之”。夫差竟然会为勾践与范蠡的守礼而感动,这表明他自己对礼仪充满了敬畏的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即使是无时无刻不再说谎的勾践,也恪守着必要的礼仪。那么,守礼的勾践为什么会让人觉得聪明,而同样守礼的夫差却让人觉得愚蠢呢?

  僵硬的信与灵活的信

  答案也许在于“信”字。在《论语》中,孔子和子贡之间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孔子明确地告诉子贡,“言必信”是小人之举。对此,皇侃在《论语义疏》中说:“君子达士,贞而不谅,言不期苟信,舍藏随时,何期必遂?若小行之士,必行信果,守志不迥,如小人也。”也就是说,君子有着比“信”更高的处事原则,会根据现实的需要而选择是否“信”。《论语》中反复强调,对朋友需要坚持信,例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相反,对待敌人就不“必”信。也就是说,“言必信”的问题关键在于“必”。君子并不是不能信或不需信,而是不能死板地坚持“信”。《子罕》篇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必”显然是孔子所反对的。当“信”与其他原则相冲突时,就不需要一定遵守。

  显而易见,作为君王的夫差在“信”勾践时,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把敌人当作了朋友。当勾践为了获得他的信任而选择尝粪便时,夫差甚至用“仁人”来夸赞勾践,把他当作一个忠臣。忠与仁,当然是典型的儒家道德标准。在赵晔的笔下,夫差是一个活脱脱的腐儒,只知道用这两大标准来僵硬地判断他人。根据这样的标准,夫差认为伍子胥不可信。他批评伍子胥说,自己生了三个月的病,伍子胥没有一句关心的话,也没有送上好吃的东西,这是伍子胥不“仁”的标志,而一个不“仁”的臣子也就不会是一个忠臣。

  以忠与仁为前提,我们可以非常简单地预测夫差的行为:对于他所认为忠与仁之人,他会选择信任,反之则会怀疑;而更重要的是,不论对方忠仁与否,他都不会选择说谎,有话直接说是他的不二选择。

  几乎每一次夫差与伍子胥的对话都遵循了这一原则。有一次夫差征伐齐国后班师回朝,群臣祝贺,伍子胥对夫差说吴国“忠臣掩口,谗夫在侧”,对此夫差大怒,批驳说:“老臣多诈,为吴妖孽”。值得注意的是,夫差用了“诈”这个字,表明他并非对他人毫无防范,充分了解别人可能欺骗自己。他接着指出伍子胥不过是独揽大权而已,自己看在先王阖闾的面子上才对伍子胥忍让,警告对方不要不知好歹。可以看到,夫差完全不相信伍子胥的话,不过他的判断也并非毫无根据——伍子胥的确心怀鬼胎,偷偷把儿子送到了齐国。

  更重要的是,夫差毫不掩饰自己心中所想,不像勾践对范蠡和文种那样或多或少留一手。对伍子胥,夫差直接定性为“不忠信”,其理由就是出使齐国时将儿子留在了齐国。很显然,夫差是个爱憎分明的人,他对伍子胥的不信任,并非纯然出于昏庸。伍子胥是在夫差十二年(公元前484年)将儿子送到齐国的,而勾践将西施、郑旦献给夫差是在公元前482年。可以想见的是,此时的夫差已经不再信任伍子胥,因此伍子胥越是劝谏夫差提防勾践的美人计,夫差越不会听他的话。

  夫差也不是一开始就无条件信任勾践的。他反复地考验勾践,一直到勾践尝了其粪便后才相信了勾践的忠心;而在将勾践定性为忠臣之后,夫差便报以百分百的信任。当勾践诈称越国缺粮要向吴国借粮食时,夫差马上答应了勾践的要求,丝毫都没有起疑,因为他认为:“越王信诚守道,不怀二心。”《吴越春秋》对这一幕的叙述颇值得玩味。在吴王表示愿意借给越国粮食后,伍子胥表示了反对,认为越国并无灾荒,借粮是越国的奸计。对此夫差再一次表示:勾践“岂敢有反吾之心”!这一个回合清楚地告诉我们夫差对“信”的坚持过于僵化,颇有刻舟求剑之感。他认为勾践做过令他信任之事,就永远是一个值得信任之人;同样,他觉得伍子胥不忠不信,就彻底否定伍子胥所有的话,即使伍子胥说的话有道理也不予理睬。这种非此即彼的两分让夫差陷入了自己设下的道德陷阱。

  伍子胥接着说,如果我们暂且相信越国遇到了饥饿问题,那么这是上天给我们的机会,吴国可以趁机灭了越国,要是给他们粮食,这恰恰违背了上天之意。伍子胥甚至用类似东郭先生的故事来警告夫差不要帮助勾践。然而,夫差表明越国有难而救之,这是符合德行之举,不必忧虑。伍子胥进一步用武王伐纣的典故,认为如果夫差这么做,有一天越国就会一样灭吴。

  这时候整个对话的亮点出现了。一旁的太宰嚭反问伍子胥,武王难道不是纣王的臣子吗,即使他战胜了殷商,难道不是不义之举吗?太宰嚭一般被视为奸臣,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对伯夷、叔齐的回应。伍子胥回答说武王就是这样成名的,而太宰嚭则回答说他不愿意靠杀戮主上而成名。

  可以看到,太宰嚭和伍子胥的对话已经不知不觉地转变了话题。伍子胥说的是如果借给越国粮食,吴国可能就要落得被灭的下场;而太宰嚭并没有直接否定伍子胥的这个结论,他所暗示的是越国如果灭了吴国,那么就会背上不义之名,而勾践是不会这么做的。两人其实并不是在同一话题下进行对话。如果说伍子胥是站在功利主义者的角度分析借粮的后果,那么太宰嚭的话则代表了道德主义者的立场。而夫差对太宰嚭的支持,也表明了他对道德的推崇。他不相信一个人会为了现实利益而违反仁义,或者说他认为不能在违背仁义的前提下去追逐现实利益。因此,不难想象夫差总结说,伍子胥的话“非忠臣之道,类于佞谀之人”,最终听从了太宰嚭的建议,将粮食借给了越国——这也就相信了勾践的谎言。

  夫差与勾践:自我与影子

  伍子胥和太宰嚭的争论让人想起了儒家的“义利之辨”。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西汉的董仲舒也有名言:“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很显然,太宰嚭的主张更符合儒家的观念,而支持太宰嚭的夫差也可以被看作一个儒家的信徒。夫差对勾践信任的前提正是他对仁义的理解。由始至终,夫差都以“仁”自居,这使得他不愿意用恶意去揣测勾践,也就无法识别勾践的谎言。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推崇仁义的夫差不但最后惨遭灭国之痛,而且被视为昏君的典型呢?同样,为什么主张儒家观念的太宰嚭却是以奸臣形象被大家批判呢?

  我们大可不必由此断定《吴越春秋》是在质疑儒家的伦理观念。夫差的问题,是在于僵硬地坚持“信”,不懂得灵活运用。同样,如果我们习惯性地用昏君奸臣来看待夫差和太宰嚭,用忠臣来看待伍子胥,否定前者的一切行为而赞扬后者的一切举动,那么也就会和夫差一样“僵硬”。《吴越春秋》的叙述告诉我们,不要简单地把标签贴在人身上,每一个人都可能有多重性。耽于女色的夫差也可以不说谎言,贪财谄媚的太宰嚭可以宣扬仁义,用于直谏的伍子胥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而卧薪尝胆的勾践则善于欺诈。没有一个纯然的“善”者,也没有一个完全的“恶”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将夫差与勾践合二为一。心理学家荣格认为,一个人的人格是由意识和潜意识组成的。占据个人意识主导部分的“自我”经常被误认为是一个人的全部,而潜意识组成的“影子”尽管被自我所压制,但却是真实的存在,又会对自我产生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夫差看成是“自我”,那么勾践就是他的“影子”;反之亦然。一方面,夫差希望自己是一个仁义的君王;而另一方面,他的潜意识可能知道要强大就必须要说谎,因此他竭力否定或者说完全无视“说谎”的潜意识。同样,勾践希望自己是一个强大的君王,而与此同时他也希望人们称颂自己的德行,当两者出现冲突时他会选择不择手段地用说谎来追求“强大”。

  更重要的是,自我和影子的关系并不只限于个人,社会群体一样具有着“潜意识”。越国的百姓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君王带领他们复仇,也希望自己的君王是仁义的;同样,吴国的百姓希望自己的君王在推崇仁义的同时,也能捍卫吴国的霸主地位。但是,在现实中要同时做到却是如此的困难。那么,在复仇的重要性压倒一切时,大家就会无视“信”;而在仁义成为最高准则时,也就会由于扼杀那个逐“利”的“影子”而导致了吴国的衰落。《吴越春秋》告诉我们,把夫差和勾践的优点合在一起,才可能会出现一个春秋时代的“理想”君王。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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