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计算机发明于哪一年（十六个《电脑报》往期封面带你回顾IT三十年（上）#电脑报30周年#）

导读：各位电脑报的小伙伴，今年是《电脑报》创刊30周年，创刊于1992年的《电脑报》，可以说见证了全球行业产业IT产品和技术的发展变迁，更见证中国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壮大。

　　各位电脑报的小伙伴，今年是《电脑报》创刊30周年，创刊于1992年的《电脑报》，可以说见证了全球行业产业IT产品和技术的发展变迁，更见证中国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壮大。30年IT行业的重要技术、产品和事件，《电脑报》的报道从未缺席。

　　时值《电脑报》创刊30周年，我们将以16个《电脑报》过往报纸封面，一起回顾那些曾让我们记忆深刻的深刻，因此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电脑报创刊30周年# 特别报道之”封面故事“。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们将持续通过这种内容报道方式，让我们一起去梳理过去，展望未来，欢迎小伙伴持续关注。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互动，说不定有机会获得《电脑报》创刊30周年的定制小礼物呢？欢迎参与！

　　1992年 《大陆首例电脑病毒发现始末》

　　《电脑报》1992年第15期，刊发了《中国大陆首例电脑病毒发现始末》一文，详细记载了作者1988年在西南铝加工厂计算机中心工作过程中，发现并解决我国首例计算机病毒“小球病毒”的全部过程。小球病毒的表现形式在当下视角来看非常简单：当系统时钟处于半点或整点，而系统又在进行读盘操作时，该病毒就会发作，屏幕会出现一个像素点，像小球一样不停地跳动，它碰到的英文字母会被整个削去，而碰到的中文会被削去半个或整个，也可能留下制表符乱码。

　　在小球病毒刚刚出现的时候，国内还没有杀毒软件，一些程序员就使用微软的软件缺陷调试程序DEBUG来跟踪清除病毒，这也成为最早最原始的手工杀毒技术。自从国内出现了第一个软盘病毒小球病毒以来，随着新生病毒的不断增长，中国的反病毒技术开始了漫长的探索过程。

　　在那个计算机刚刚在国内工业领域开始普及，大家都还在命令行界面的时代背景下，1989年7月，公安部计算机管理监察局监察处病毒研究小组联合后来大名鼎鼎的江民科技创始人，也就是人称“杀毒软件之父”的王江民，推出了中国最早的杀毒软件 Kill版本6.0，简称KV6，可以检测和清除当时在国内出现的六种病毒，后来随着病毒库的不断更迭，还推出了KV8、KV12、KV18、KV20甚至KV300等版本。

　　随着Windows 95和Windows 98操作系统的逐渐普及，电脑开始进入可视化窗口时代，电脑与外界数据交换越来越频繁，电脑病毒开始从各种入口入侵。除了软盘，光盘、硬盘、网上邻居、电子邮件、网络下载、注册表等都可能成为病毒感染的通道。杀毒软件摆脱了一张杀毒盘的概念，以程序安装的形式出现在大家面前，打开了现代防病毒时代的大门。

　　1994年 《比尔·盖茨中国行》

　　《电脑报》1994年第13期，头版封面刊发了《比尔·盖茨中国行》一文，本报记者、创始人陈宗周先生在北京详细记录了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1994年3月22日首次到访中国的全过程，此行也为Windows 95中文版的最终发布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仅仅在2000年之前，比尔·盖茨就足足六次造访我国，几乎每年都有一次中国行。但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第一次造访中国，39岁的比尔·盖茨顶着最年轻世界首富的光环，只带了一位翻译就来到中国，其间会见了王选等中国信息产业界的杰出人士，认识了求伯君和王志东等软件业的后起之秀，也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接见，江主席谈到了中国文化和科技的同步发展，谈到了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精华，他要盖茨多了解一些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微软与中国企业在高技术领域的合作。

　　比尔·盖茨初次访华所形成的影响力是爆发式的，1995 年9 月，轰动世界的Windows 95正式发布。同年，比尔·盖茨带上了他的新婚妻子、父亲和当时的全球第二大富翁沃伦·巴菲特等一行十多人再次来到中国，同年便成立了微软中国研究和开发中心。而在1997年12月第五次造访中国时，比尔·盖茨在清华大学发表了演讲，成了当时中国高校学生们感兴趣的话题……

　　这时候我们回过头再来看，微软在个人电脑发展历史上的地位可以说“自称第二就没人敢说第一”，作为以计算机科普为己任的《电脑报》自然不会错过这个重要的历史风口，比尔·盖茨的初次访华也是中国个人电脑开始萌芽出现的标志性事件，这次面对面的采访也为《电脑报》接下来的内容战略方向提出了有效的建议，也是《电脑报》辉煌时期能够抓住时代脉络和读者想法的关键。

　　1999年《十问联想》

　　38年前，40岁的柳传志和十位同事拿着中科院计算所给的20万元，下海创办联想。很难想象，当年的一间传达室能够演变成净资产上百亿元、品牌显赫、猛将如云的联想控股有限公司。

　　现在回看1999年，算得上是中国互联网最黄金的年份。名不见经传的中华网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大获成功，一下子点燃了创业者和资本对互联网的期待。

　　李彦宏、邵亦波、沈南鹏……这些在美国已经事业有成的海归，纷纷选择在中国互联网即将铺入百姓家之前，回国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马云、陈天桥等曾在传统领域获得成功的本土创客，也在新世纪来临前开始了自己的互联网梦想。

　　联想也在这一年11月发布了号称“因特网电脑”的天禧电脑，表明了进入互联网业务的态度。这一“互联网战略”还未落地，就已经在联想的股价上有所表现。短短一年后，其股价就上涨了近30倍。事后证明，联想除了给互联网留下一些记忆的残片，和一堆不知去向的域名外，并没有带来真正的价值。

　　但在当时，随着联想的规模逐渐扩大，涉及的行业越来越多，这家一路从市场拼杀而来的国企经历着许多质疑：联想对国家的贡献、贸工技路线是否正确、利润为什么那么低、有没有自己真正的技术等等。这也是该篇报道诞生的主要背景。

　　2000年 《千年虫的最后一天》

　　“千年虫”，这是一个很多“90后”可能都没听说过的词儿，但在1999年到2000年，这可是全球计算机行业的重大安全事件。其实所谓的“千年虫”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历史积累的问题，在计算机刚发明不久的1960年，为了节约硬件成本，年月日的表达只有6位数字，比如1997年10月1日就是971001，这一方式也在后来的三十多年内应用于整个计算机程序界。

　　但这个时间记录方式在具体的时间可能会导致系统出现问题，比如2000年，00代表的是1900年还是1800年或者其他xx00年呢？系统会因此出现时间识别错误，比如2000年是闰年，但因为无法识别具体是哪一个xx00年，所以系统不会生成2月29日这一天，这对于很多需要严格记录时间信息的行业，比如金融、电力、交通行业来说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除此之外一些比较老的计算机系统会使用数字串99来标定一些特殊事件，比如文件结束、删除等操作，在1999年9月9日处理到内容中含有日期的文件时，就可能导致错误操作，引发系统混乱甚至崩溃。

　　但从《千年虫的最后一天》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通过计算机工作者连续多个日夜的奋战，平安度过了这次千年虫危机。解决的方法也可以说是简单粗暴，针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投入使用的电脑所运行的程序往往最容易中招，但这些程序运行到2000年左右时也已经有了非常庞大的规模，比如美国AT&T电信公司就检测了超过3.6亿行代码。

　　除此之外，所有采用嵌入式芯片的电子设备也是千年虫的“重灾区”，因为这些设备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每个角落，所以检测和替换工作都非常繁琐，这也是千年虫问题最大的难点——它的解决方法其实很简单，但因为工作量庞大到无法计算，所以才成为世界性的难题。

　　2003年 《SARS让中国IT变局》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至今依然在全球范围内反复肆虐，实际上在19年前的2003年，我们也曾经历过另一场疫情：非典型肺炎。因为当时的疫情对线下市场的沉重打击，催生了电子商务的极速增长，才有了后来的淘宝、天猫、京东以及各类线上卖场，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就曾说过“非典启发了京东的成立”。而以联想、宏碁为例，都在这段时间增大了电话直销和网络销售的力度，并大量采用送货上门服务，还能看到熟悉的“佩戴口罩”政策，当年一直以直销而闻名的戴尔也正是趁此机会，利用自身的渠道优势将销量冲到了全国第三的位置。

　　电子商务的生根发芽也为物流的高速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顺丰在当年就是趁着疫情期间航空公司整体遭受冷落的档口，顺势与多家航空公司签订空运协议，将“时效”这个物流业最核心的价值点发挥到了最大值。所以也正是在非典疫情后，“四通一达”才开始在快递行业崭露头角。而在2003年第19期，总586期的《电脑报》封面文章针对非典疫情推出了2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剖析。

　　无独有偶，非典疫情期间也是远程教育第一次站上历史舞台，当时北京的中小学生和各大高校从2003年4月就开始了网络授课模式，并利用电子邮件帮助学生学习，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尚未成形的学而思，因辅导班初具规模，早期投入成本较少，即使全面停课也没有遭遇新东方式重创。借此优势，看准线上教育的张邦鑫迅速创办了奥数网，开始在网上为学生、家长提供学习解答，网上教育不仅打破地域、时间的局限，还降低了线下租赁成本，张邦鑫认为互联网教育会迎来一个爆发期，非典结束后便创立了学而思。

　　2004《解读“新技术民族主义”》

　　在2018年经历华为事件之后，全国人民对技术标准自主化的关注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事实上早在2004年8月，《电脑报》就曾以技术标准自主化为主题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和著名IT评论家方兴东，当时的西方政客为我们扣上了“新技术民族主义”的帽子，这个源于 20 世纪末美国在科技领域压制日本的概念，实质上就是对中国制定技术标准的贬称，而倪光南院士当时就提出了“中国应该主导技术标准”的观点，强调在人类共同的知识产权基础上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

　　事实上，“技术民族主义”近年来也确实呈现出回潮态势，比如我国的科技产品和服务就成为了西方针对的焦点，除了打压华为5G之外，还有包括抖音海外版TikTok风波等等。并且这一风向也并不完全只吹往我国，2019年和2020年，欧盟对脸书、谷歌、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巨头展开反垄断调查。2020年12月，欧盟公布 《数字服务法案》，其多项条款直接指向美国科技巨头。欧盟认为可通过此类政策提升欧盟本地科技企业的竞争力，掌握数字经济的主导权，但这些做法也加剧了美欧之间在数字经济规则领域的分歧……

　　作为一名科普工作者，我们的观点是科技的发展应多以技术角度寻求共识，而非以民族文化区别彼此，中国的行业生态能为全球发展提供独特经验，所以我们应该避免在文化层面被定义，更不能主动呼应保守主义和保护主义，否则只会走上故步自封的歧途。

　　2005年 《摩尔定律脑死亡》

　　“摩尔定律”在很长时间里，都充当着半导体行业的发展指南，但这一科技乐观主义却在2005年左右开始退潮。该定律1965年由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提出，它不是一种解释科学的精确定律，更像是IT业的经验之谈。其内容是：微芯片集成的晶体管数量每18到24个月就会翻一番。由于晶体管是电脑的信息载体，该定律也被引申为计算能力的倍增。

　　行业也一直按照摩尔定律的“剧本”演化：晶体管的尺寸不断微缩，光刻的精度越来越重要。

　　时间来到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摩尔定律的继续演进，工艺开始从130nm进入90nm，晶圆尺寸也从8英寸升级到12英寸。与此同时，光刻机的波长也从248nm进入到193nm，但没想到的是，产业在193nm波长上，一卡卡了近20年。

　　一次又一次地，人们预言摩尔定律已经到头了，但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新的技术创新，于是，摩尔定律继续有效。

　　不过，到了2005年左右，芯片行业又卷到了瓶颈，甚至摩尔本人也表示“这一预言是不可持续的”。也正是在这时，伴随着消费电子的崛起，我社记者判断摩尔定律将逐步“脑死亡”。

　　经历数十年的发展，半导体工艺制程正向3纳米、2纳米推进，晶体管尺寸已逼近物理极限，先进工艺的迭代收效放缓，制造、设计成本却大幅增长。放眼全球，目前具备5纳米及以下制程能力的晶圆代工厂仅有台积电、三星两家，英特尔正在奋力研发追赶台积电，格芯、联电等晶圆代工企业则几乎放弃了先进制程的竞逐。

　　2007年 《苹果有毒，iPhone深度解析》

　　回望2007年，有两件事深深影响了普通人的生活，一件是华尔街的危机正在浮现，最终演变成了全球性金融风暴；二是第一代iPhone引爆手机行业智能革命。

　　2007年1月9日，在MacWorld大会上，乔布斯穿着三宅一生的定制款黑色圆领羊毛衫、李维斯蓝色牛仔裤、New Balance 992运动鞋，喝了一口水，缓缓地揭开了手机革命的大幕。

　　就如文中所述，在iPhone推出前，安卓手机基本已经处于同质化状态，而苹果开始在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都领先于同行。

　　尽管在iPhone发布之前，市面上就已经有了不少采用触屏设计的手机，但从来没有一个品牌敢将所有交互都放在触屏上。iPhone的出现可以说彻底改变了智能手机硬件发展的方向，也是很多消费者都认可“iPhone重新定义了现代智能手机发展方向”的原因。

　　软件来看，一年后的iPhone搭载着iOS 2.0.1系统重新定义了现代智能手机“应用商店”这个模式。2008年7月11日，iPhone 3G正式发售，新系统中的苹果App Store首次登场。这一举动不仅弥补了iOS并不丰富的系统软件，让iPhone更具竞争力，也为苹果未来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竞争力。

　　看完了1992年~2007年的《电脑报》往期重要内容报道，不知道大家对哪些内容印象深刻？欢迎留言说说你的感想。明天，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报道2008年~2022年的相关内容，其中包括“山寨机”等关键词，欢迎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