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作者（《史记》古写本学术价值谫说）

导读：作者：苏 芃（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古写本〈史记〉〈汉书〉残卷的蒐辑、校证与研究》负责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

　　作者：苏 芃（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古写本〈史记〉〈汉书〉残卷的蒐辑、校证与研究》负责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共三千多年的历史，是我们考察先秦秦汉历史的重要依据。从传本面貌看，现存的《史记》主要以刻本为主，北宋以前的古写本存世有限，目前调查所知大概有二十多件，其中汉简写本一件、敦煌写本五件、日本古写本十余件，另有古代日本学者注解《史记》的传抄本数件。此外，其他文献如《玉篇》《群书治要》古写本中还有一些征引《史记》的文字也弥足珍贵。这些断简残篇散藏于海内外多家公私机构，由于其所承底本较早，保留了不少刻本中佚失的文献信息，因此其学术价值不容忽视，以下约举五端，略作阐发。

　　日本龙谷大学藏14世纪《英房史记抄》所录《垓下歌》（右数第4行起）。

　　第一，古写本《史记》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

　　例如，“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首《垓下歌》出自《史记·项羽本纪》，慷慨悲壮，大家耳熟能详。然而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英房史记抄》所载《垓下歌》却是五句话：“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威势废，威势废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与我们熟知的版本有异。日本学者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已经注意到了这处异文，并且指出《英房史记抄》之后的其他版本亦有引作如是五句。《英房史记抄》是日本南北朝时期藤原英房所著，约成书于正平三年（1347），是现存最早日本学者用汉文注解《史记》的著作，其中大量引用前贤旧说，五句版本的《垓下歌》文从字顺，想必也有所承，并非作者杜撰。时至今日，这处异文并未引起学界关注，值得彰布。

　　又如，中华书局修订本《史记·高祖本纪》：“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校勘记：“‘足’字疑衍。按：《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无‘足’字。《说文·水部》：‘洗，洒足也。’”参考《说文》，“洗”字本来就是洗脚义，洗涤义的“洗”，汉代时多写作“洒”，因此《汉书》“使两女子洗”可能存古，但是《史记》北宋以来刻本皆有“足”字，让人难以遽断《史记》为误，而日本宫内厅藏写卷正无“足”字，可为修订本“校勘记”提供新证。

　　第二，古写本《史记》具有文献辑佚价值。

　　《史记》历经两千多年传承至今，相关研究著作汗牛充栋，最具代表性的是裴骃《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史称“《史记》三家注”。南宋时期已经出现三家注合刊的版本，合刊过程中，刊刻者要对重复的文字进行加工润色，反而造成了“三家注”散佚。学界通常认为张守节《史记正义》在合刊过程中删损最多，裴骃《史记集解》最为完整，因此关于《史记》古注的辑佚工作，《史记正义》备受关注，《史记集解》无人问津。我们通过考察《史记》古写本，发现《史记集解》也有佚文可以发掘。比如：日本宫内厅藏《高祖本纪》写卷“袁生说汉王曰”后，有《集解》：“文颖曰：袁，姓；生，诸生也。”传世本《史记》皆无。

　　第三，古写本《史记》可供考察汉字的使用演变规律。

　　古写本《史记》中保留了大量我国中古时期的写本俗字。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比较《史记》各种版本发现：古写本皆用数目字合文“廿”“卅”“卌”，而北宋以后刻本悉作“二十”“三十”“四十”，这一现象并非《史记》独有，《左传》等其他文献也是如此。根据《旧唐书》《册府元龟》等记载，唐玄宗初年曾有改合文“廿”“卅”“卌”为“二十”“三十”“四十”的诏令，可能在此基础上，到了北宋，随着文字使用新标准的确立与雕版印刷术的应用，这种新的用字习惯得到了全面推广与实现。这一唐宋之际的变化，对于文献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可以建立文献底本时代的参照坐标，高效提取文本年代信息，助益古文献的断代与辨伪。

　　第四，古写本《史记》有助于重新反思同源历史文献之间的文本关系。

　　例如，《史记·高祖本纪》：“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此处“厌”字，《汉书》《论衡》等书皆作“厌当”，日藏古写本亦有“当”字。“厌当”一词，见于汉代文献，此处传世本《史记》无“当”字，恐为后世传写脱去。这类异文不止一处，在古写本《史记》中大量出现，其价值不止于文本校勘，还可以启发思考《史记》《汉书》《论衡》三者的史源关系。在没有见到古写本异文“当”字之前，从《史记》《汉书》对比看，一般会认为可能因史源不同，造成了两种文本面貌，而《论衡》和《汉书》材料来源一致；当出现了古写本的异文后，这种认识被改写了，就这段文字而言，实际上可能《史记》《汉书》《论衡》同出一源，只是因为后世传写异变，造成了文本分歧。这一现象，值得让人反思那些文本近似的历史文献之间的史源关系以及文本的先后次第。过去的“班马异同”研究，有一个前提：即《史记》文本在前，《汉书》文本在后，班马异同之处，皆当是《汉书》改易《史记》。然而通过古写本提供的异文，说明传世本《史记》也有后世传抄改易的可能，“班马异同”研究的前提恐怕应当检讨。

　　第五，古写本《史记》可供考察古书形制演变。

　　日本宫内厅藏有一卷《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古写本，正面是带有《史记》正文的裴骃《史记集解》，背面对应位置分别抄有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而且对应关系极为严格，比如有一处纸背的《史记索隐》抄错了位置，抄写者用朱笔圈掉，作出更正，重新写到与正面《集解》正确对应的位置。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我国六朝隋唐时期曾流行有“隐义”“音隐”等书籍形制，即将古代经典的音义注解等内容，抄在对应的纸背位置，但进入雕版印刷时代以后，古籍的装帧发生了巨变，尤其是线装古书，每页纸背已经无处落墨，那么这种书籍形制在我国就彻底消失了，除了零星的出土文献，至今也没有其他可供佐证的实物。古写本《范雎蔡泽列传》纸背类似“隐义”“音隐”的特征，或许就是我国古老书籍形制的延续与变体，是邻邦日本对我国古代文化继承与发展的写照，对于我们认识已经消失的古书形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14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