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王守仁（明代著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王守仁的心学主要内容是什么？）-静雅生活网

导读：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因在浙江绍兴的阳明洞读书，古人们称他为阳明先生。他所创立的心学，在嘉靖以后广泛传播，几乎取代了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因在浙江绍兴的阳明洞读书，古人们称他为阳明先生。他所创立的心学，在嘉靖以后广泛传播，几乎取代了官方的程朱理学。清朝以后，这个学说仍然有很大影响。阳明学还传到了日本和朝鲜。

　　王守仁的父亲王华做过吏部尚书，他十一岁时，曾随同父亲到北京读书。这期间，他出游居庸关，目睹近在咫尺的跶靼对京师的威胁，京城附近石英、王勇，陕西一带石和尚、刘千斤起义的消息不断传来，引起他的忧虑和关切……他立志要作圣贤，为明王朝建功立业。

　　王守仁二十一岁中举之后，就开始去做朱熹指出的“格物穷理”的工夫。朱熹说，一草一木都涵有“至理”，必须一件一件地“格”尽天下之物，才能豁然贯通，体会到完满的“天理”，成为圣贤。这个“天理”，也就是封建的道德和秩序。王守仁从亭前在萧瑟的秋风里抖动的一丛翠竹“格”起，从早到晚，面对着竹子冥思苦索。一天、两天，坚持了七昼夜，结果一无所得，人却病倒了。自此王守仁对朱熹所指出的做圣贤的道路开始惶惑和怀疑了，一竹之理尚不能格，何谈天下之物？于是，他抛开了这个苦恼的问题，转而去研读佛、老，并同道士谈养生，向和尚问禅机，当他考中进士以后，索性告病还乡，躲到阳明洞静坐修道去了。佛道思想，特别是佛教禅宗的竹棍唯心主义，给他后来创立心学以直接的启示。

　　1506年（正德元年），王守仁的政治生活发生了逆转。为了援救南京科道官戴铣等人，他得罪了控制朝政的宦官刘瑾，被廷杖下狱，之后被谪发到人迹罕至的贵州龙场驿当驿丞。从一路青云的富家子弟变成一个荒域流徒，这时的王守仁，才真正感到需要内心的解脱。于是，他日夜静坐，体会“圣人此处，更有何道？”据说，他在一个晚上突然顿悟，终于洞彻了“格物”的道理，这就是：一切的知和理，都在我的心中，天下本来无物可格，早先的格物求理，是走错了路啊！这样，王守仁就从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走向了带有明显禅宗色彩的主观唯心主义。

　　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刘瑾谋反事发，被武宗处决。王守仁得以平反，正德六年(1511年)赴任途中经过沅陵(时称辰州)，下榻于龙兴寺凭虚搂，开始他在古辰州的交游和讲学活动。

　　刘瑾垮台后，王守仁的政治地位逐渐上升。以后，他为明王朝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在正德十二年至十三年（1517—1518），被被任命为南赣、汀漳等处巡抚，镇压了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的农民起义；一是在1519年他主动起兵勤王，活捉了起兵反叛明朝廷的宁王宸濠，为明王朝平服了一场大叛乱。这两件事同他的心学一起，受到了当时以及后来许多封建士大夫的推许。在直接用武力维护封建统治的过程中，王守仁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他把自己恪守和大力提倡的封建道德观念，概括为“良知”和“致良知”的哲学概念，最终完成了他的哲学体系。

　　王守仁心学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心外无物

　　王守仁格竹穷理的失败，说明竹子自身生长发育的规律与朱熹所宣扬的天理，并么有相通之处，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相比附是毫无根据的。王守仁发现了程朱理学的这一破绽，但是，他并没有由此引出正确的认识，相反，却得出我心中的天理产生出竹子等万物的荒谬结论。他说，心外无物。

　　有一次，王守仁和他的一个朋友到南镇去游玩，朋友指着山中的花树问道：你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像这样的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同我的心有什么关系呢？王守仁回答说：你没有看见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于寂。你看见此花时，此花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就是说，山花的存在并不是真实的，只不过是一种幻象。你看到它，感到它的存在，就有山花的显现；不去看它，心死寂了，山花也就消失了。从这种人的主观精神决定客观事物的主观唯心主义触发，王守仁给“物”下了个定义：“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这样，物就是一种意念，我想到了什么，什么就是物，不去想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因此，他武断地说：“离却我的灵明（心），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心，没有鬼神当然是对的，没有天地万物却是极端荒谬的说法。王守仁造世界上只活了五十八年，可是天地万物并不随他而死寂，却是万古长存的。

　　（二）致良知

　　良知的说法，最早是孟子提出的，所谓“不虑而知是良知，不学而能是良能”。王守仁对孟子的这一思想，作了尽情的发挥，良知说构成了王守仁心学的基础。

　　什么是良知？王守仁认为，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敬，见到小孩落井自然产生怜悯之心，这些思念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这就是良知。推而广之，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三纲五常观念以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感情，也都是与生俱来的，都叫良知。所以，王守仁所说的良知，是指封建的伦理纲常和道德观念。它不仅是社会的主宰，还是万物的根源。

　　王守仁的良知说和他的心生万物的论断是一脉相通的。科学的理论和时间告诉我们，并没有什么先天的良知良能。一切知识才能都是有后天的学习得来的，一切社会道德观念都是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决定的。忠君孝亲的观念，是中国宗法制度和君主制度的产物。这种观念世代传续，在封建社会里占统治、支配地位，人们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接受这种有形无形的教育和熏陶，因此，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那世代相传的思想观念，当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头脑里所固有的。王守仁的良知说，就是建立在这种错觉的基础之上的。又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对自然所知甚少，王守仁又将良知的观念推广到自然界，从而构筑了她的哲学体系。

　　王守仁虽然认为“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却强调只有圣人才能保持这种良知，而愚夫愚妇由于私欲太重，蒙蔽了这个如明镜般的良知，造成了他们在道德上的缺陷。人们要想成为圣贤，同登“极乐世界”，就必须保持和贯彻先天的良知观念——这叫做“致良知”。要“致良知”首先要扫除私欲，即扫除一切违反封建秩序和封建道德的思想言行，特别是老百姓争取物质利益的欲望。王守仁尽管在许多问题上都反对朱熹，然而在“存天理，灭人欲”这个道德修养的根本问题上，他和朱熹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三）知行合一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反对朱熹主张的知先行后说，提出知行合一。

　　王守仁认为知行是合一的，不能把它分割为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比如说：某人知孝，某人知悌，是指这个人已经实行了孝悌之道，并不是口头说些孝悌的道理，而没有孝悌的行为就称赞他知孝知悌的。所以，知和行不能分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王守仁进一步指出，一念发动就是行，比如，一个人产生恶念不能认为它只是一个念头而已，就掉以轻心，因为这个为恶的念头就已经是行了，必须立即克服，不使这个恶念潜伏心中。所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的主张，和他的致良知学说是相互联系、相互发明的。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因为知和行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王守仁把属于思想意识范畴的知当作了行，以知代行，又把属于实践范畴的行当作了知，以行代知，这就把知和行混淆了，使知和行的关系模糊不清。但是，王守仁第一次提出了知行合一这个概念，在哲学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首先，它突破了人们长期以来把知和行割裂分离的形而上学的观念，引导人们将知和行作统一的思考。他对行的强调，对后来思想家也产生了积极地影响。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无限地夸张了主观精神的作用，将人们的注意力进一步引向内心世界，助长了明代明代不务实际的清谈之风。但是，在社会普遍崇奉程朱理学的时候，王守仁开举起反对朱熹的旗帜，起了打破程朱理学僵化的教条，活跃人们思想的作用。王守仁的注重事功的积极进取精神和敢于创新的风格，启发了后来的思想家。明后期以及明末清初的一些进步思想家，发出过反封建的呼声，对冲破旧的思想藩篱作过种种积极的试探，他们所走的道路，也许并不符合王守仁那种竭力维护封建正统秩序的主观愿望，甚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背离了王学，对王学有所否定。然而，他们确实从王守仁的心学中，吸取了养料，在王守仁所开拓的思想道路上，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