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宫皇太后（光绪传：两宫皇太后的貌合神离（9）——东西太后矛盾的由来）

导读：载湉一天天地长大了,渐渐地明白了一些事理。尽管每天他仍要去两宫皇太后处问安,可他心里对去长春宫是越来越打怵了。“亲爸爸”正是越来越可怕,几乎每一天都要为读书的事挨训斥

　　载湉一天天地长大了,渐渐地明白了一些事理。尽管每天他仍要去两宫皇太后处问安,可他心里对去长春宫是越来越打怵了。“亲爸爸”正是越来越可怕,几乎每一天都要为读书的事挨训斥。加上几个月来她一直病得厉害,脸瘦得长长的,眼睛却瞪得更大更凶。载湉多么希望“亲爸爸”也能像“皇额娘”那样和颜悦色,体贴关怀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地他在感情上越来越对“皇额娘”亲近而对“亲爸爸”惧而疏远了。事实上，这个过早离开父母的孩子已经在东太后那儿找到一份母爱的慰藉。

　　然而,他哪里知道,也许正是由于他的这一淳朴真挚的情感才使西太后对他更加冷酷和严厉;他更不会明白,他的这一感情倾向,也正在给亲爱的皇额娘带来致命的恶果。

　　无论是在1861年的“辛酉政变”之后,还是自载湉继立以来，清政府的这两任小皇帝都还是天真无邪的孩童,对朝廷内的政局及内外交困的国势都一无所知。表面看去,清政府的大权是操在“垂帘听政”的两宫皇太后之手,实则发号施令者不过是西太后一人而已,东太后不过是“垂裳而治”的受成者。朝中的王公亲贵和元老枢臣,无人不晓西太后在专擅弄权。东太后“才不足以御政”是众所周知的。所幸20年来两宫竟也相安无事,朝臣们便以为宫中早已是风波不起的净土了。然而，一场几乎使人难以察觉但却逐渐激化的两宫之间的矛盾,终于演成一场震撼人心的轩然大波。这使小皇帝载湉童稚的心灵蒙上恐惧和灰暗的阴影并留下深深的创伤。

　　东太后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生于道光十七年七月十二日(1837年8月12日)。其父穆扬阿曾任广西右江道,后因女入侍成咸丰帝,封为三等承恩公。时咸丰帝奕詝为皇子时,即入侍藩邸为侧福晋。咸丰帝即位前其嫡福晋已病逝,故她于咸丰二年二月(1852年3月)被封为贞嫔,五月晋贞贵妃,十月便册立为皇后时年16岁。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丰帝死年仅25岁的她更成为清宫未亡人。

　　据《清宫八大疑案》著者言:

　　“慈安后秉性宽厚和平,一生谨守妇德，堪称母仪宫闱之懿范。……在清后群中，最称俭德。在宫中不着绸缎绫罗，总穿素净布衣,帷帐罩、雨披等物均不用绣品,且尤忌舶来品，以为宜看不宜用。绣鞋都督率宫女亲做，鞋底则从市井购买。而且每年必亲手做一双鞋子给咸丰帝穿用。年居岁尾或庆诞节日，外面进贡的冠服、首饰，她都让宫女拿出去退还。她常对慈禧和其他妃嫔说，臣子多一分贡献,便是百姓多一分钱财。偷若收了他们的贡献，便是暗地里教他们做贪官去，因此臣子的贡献万万收不得。平时一举手一投足，慈安后亦必本诸礼法行事,暑不露体,澡浴不用人伺候,坐不斜倚,行不趋速，向无疾言遽色。每次面见皇上,总是穿着礼服。咸丰帝虽然风流好色，但见皇后如此表率宫闱,于欣慰之余,颇为敬重。于是便替她取了个雅号,唤作“女圣人”。

　　“懿德”也好,“圣人”也罢,她最大的憾事,恐怕就是没有为咸丰帝生有皇子,而位于她之下的懿嫔(西太后)却因生有载淳很快升为懿妃、懿贵妃。据德龄的《御苑兰馨记》说，她那时对懿贵妃非常嫉妒,可这又是无可奈何之事。她面对事实,循诸礼法,将小载淳视如己出,悉心爱护,终于使小载淳与她亲近胜过亲娘。当咸丰帝于承德病危之时,曾虑及一旦载淳登位,西太后“母以子贵”,阴持权柄,对皇后将极为不利。因此,将两枚私章“御赏”和“同道堂”印给了皇后和载淳,并规定以后下达诏谕以两章为信符。用意在以此防止皇权落入大臣或妃嫔之手。却不料,咸丰帝死后,极尽怂恿和挑唆之能事的西太后竟说服了东太后，并利用她手中的这枚印符联合恭亲王,成功地发动了政变,搬掉了顾命八大臣,实现了“垂帘听政”的梦想。应该说,东太后虽名分上高于西太后,但并未给西太后揽权造成任何障碍。恰恰相反,这一名分反倒成了西太后发号施令的重要助力。据载:

　　“垂帘制起，虽东西两太后同训朝政，而实则处分一切，仍以西后意为可否。慈安素谨原,各事每呐呐然不能出诸口者。晚岁尤嗜佛,长日宫中,以持斋咒经为事,以故西后获以恣其所欲。”

　　另据《清鉴纲目》记:

　　“同治初(其)与西太后垂帘听政,召见大臣呐呐如无语，悉以政权让之西后。晚年尤谦让,务自韬晦”。

　　不过以东太后的人品及修养而言,也并非毫无主见,只是西太后锋芒毕露,权欲极强,二人之间,有所“让”、“夺”而已。

　　“当是时天下称东宫优于德,西大诛赏大举指实主之。西宫优于才,而判阅奏章,裁决庶务,及召对时谘访利弊，悉中款会，东宫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西宫为诵而讲之或竟月不决一事。然至军国大计所关,及用人之尤重大者。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同治初元,鉴曾文正公之贤，自两江总督简授协揆,以正月朔日下诏，凡天下军谋吏治及总督巡抚之黜陟,事无不谘,言无不中。中兴之兴,于是乎肇矣。何桂清失陷封疆,厥罪甚重，刑部已论斩矣，阴祈同年及同全朝者十七人上疏救之,朝廷几为所感，东太后独纳太常寺卿李棠阶之奏,命斩桂清以儆逃将,天下为之震肃。寻以李棠阶可望名儒，命为军机大臣，一岁中迁至尚书。其后颇多献替。胜保以骄蹇贪淫,逮下刑部狱,亦用棠阶言赐死,天下颇以为宜。全陵苏浙之复也,曾、李、左三公赐封侯伯,实出东宫之意,而西宫亦以为然。”

　　尽管东太后如此谦让,但她毕竟名份高于西太后,不能不使这个一直企图惟我独尊的西太后耿耿于怀。加上在随后“垂帘听政的10余年中所发生的几件事,更使西太后所深深衔怨。二人的矛盾,遂在“祥和”的外表下逐渐发展。

　　一是同治年间,两宫垂帘后,内外交困的局面似渐缓解,从而西太后得意骄侈之心亦渐有显露。同治八年(1867年),因同治帝渐渐长大,两宫太后欲替他纳后成婚。于是,派恭亲王奕䜣等人,会同内务府及礼、工二部,筹备大婚典礼。这时,西太后的亲信太监总管安德海,欲借机出宫游玩和借太后威福聚敛搜刮地方上的钱财,并请得西太后的同意。于是,他便以往江南采办龙衣为由，秘密乘船沿大运河南下,一路威风张扬,骄狂恣肆。结果在山东被巡抚丁宝桢查拿,并以太监出京违背祖制请旨处置。早已对安德海在宫中播弄是非,混乱朝政而恨之入骨的恭亲王立即率军机大臣持折请示皇帝和两宫太后。

　　时“执安德海,解至济南,德海犹大言曰:我奉皇太后命，谁敢犯者,徒自速死耳’?宝桢乃具疏闻。慈禧后聆而惶骇，莫知所为。慈安后乃召军机及内务府大臣议之,皆言：祖制不得出都门,犯者死无赦,当就地正法”。

　　其时同治帝也表示:“此曹如此,该杀之至!”(翁同龢日记中记此语)。东太后当即明确表态,同意将安德海等“一体严拿正法”。在安德海被丁宝桢于山东处决后,尚株连了一批在西太后身边供职的有品级太监。这一雷厉风行的举动,使西太后虽丧失了心腹而心痛,却又有苦难言,大丢颜面。黄寿鸿在其著《清史纪事本末》中认为,这件事是两宫之间矛盾的最重要事件。他说:东太后在垂帘听政后,“于用人行政,悉以权让之慈禧太后,不轻发言,独于太监安德海一案,持之甚坚。饬令鲁抚丁宝桢就地正法,一时中外交相称颂。坐是,与慈禧积有深嫌。故至晚年益务韬晦。”应该说,当时西太后衔恨东太后决无疑问。东太后的“谦让”“嗜佛”与“持斋咒经”,恐怕确已感觉到西太后对自己的怀恨,并且深不愿与其发生正面冲突。然而这种貌合神离的关系已非一日,更不可能轻易便可弥合。

　　在同治帝成长过程中,东太后“抚爱穆宗，一如已出。”以宽厚慈祥而细致地体贴、关照赢得了这个小皇帝的爱戴和敬重。就是说,西太后虽为同治帝之亲母,然其“刻薄寡恩”严厉有余而慈爱不足,同治反而与之疏远。这个结果已使西太后对东太后怨恨在心。加上同治帝大婚选后,又与东太后之意见一致,更加愤恨不已。后因同治帝突然病故,朝局几陷动荡,使得西太后不得不打起精神,暂时将怅恨置诸一旁。继续利用东太后的招牌，全力应付光绪帝刚续位后的政局。但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说来并不可能维持长久。随着“立嗣之争”的结束,加上光绪小皇帝的年龄和见识的增长,使两太后在同治年间积累的恩怨纠葛、利害冲突又重新引发并有日益复杂、紧张的趋势。对于此种情况,在濮兰德、白克浩司合著的《慈禧外纪》一书里有如下论述:

　　“光绪帝渐次长成,颇与慈安太后相亲,当时宫中人人同此传说。盖慈安性情和悦,不似慈禧之严厉,故得幼帝之亲爱。帝年尚幼,任其天真而动,常住东宫(东太后住处--引者)，与慈禧较疏。慈禧深滋不悦,以为幼帝之心,向于东宫,殊不能忍。且有人进谗，言东宫阴令帝反对慈禧。以此之故，两宫意见愈深矣。”

　　尽管小载湉不知自己与两太后感情亲疏有什么利害，但在西太后看来却关系重大。她越力图扭转和贴近小皇帝,便越严厉干预和尽力控制这个小皇帝的学习和生活。结果,他们之间的感情距离也就越来越大。在无奈和恼怒的情绪中,西太后便把东太后的存在现为推行自己意志的最大障碍了。

　　虽然东太后一再“韬晦”而“逊让”,但对西太后的阴狠和跋扈绝非麻木不仁。有时西太后独自决事,“竟不复白慈安后,慈安后颇为不平。”光绪六年(1880年),两宫太后携光绪帝亲往东陵致祭。东太后以咸丰帝在日西太后只是妃嫔,不应与自己并列,即令西太后退后拜祭。为此,西太后几乎与东太后争吵起来。但终碍于礼法和陵墓旁的气氛,西太后不得不权为退后。尽管东太后此举算不得什么恶意,但其目的是否以此向西太后昭示不要忽略自己的存在和“统摄六宫”之责呢?此事发生前不久,西太后已渐渐“身体违合”,发展的结果竞致“夜不能寐,饮食少”,“不胜劳乏”,且久治不愈。从光绪六年二月初二日(1880年3月12日),凡“召见办事,皆慈安太后御帘内,十余年来此为创见也。”

　　内政外交江河日下的窘境,宫廷内部争权夺势、勾心斗角的紧张,终于使西太后病倒。她人在病榻,却心在朝中,御医千方百计诊治,却总无起色。无奈只好下诏遍选天下名医。浙中名医薛宝田为西太后诊治时记有如下对话:

　　太后之病“由于郁怒伤肝,思虑伤脾,五志化火,不能荣养冲任,以致胸中嘈杂,少寐,乏食,短精神,问或痰中带血，更衣或溏或结。皇大后问:此病要紧否?’奏:皇太后万安。总求节劳省心,不日大安。内务府大臣广奏:节劳省心,薛宝田所奏尚有理。皇太后曰:我岂不知?无奈不能’!”

　　医生一语道破心事;西太后一答泄露心曲。就在这几个月中,她还强扶病体两次召见军机大臣,并示意臣下对她要忠诚。西太后多么不情愿东太后一人决事,更不能忍受自己不听政时，朝事仍能平静运行。她深深感到,东太后的存在是自己独裁的威胁。

　　节选自：《光绪传》，孙孝恩 丁琪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