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走进魏晋风流，感怀魏晋名士风骨）

导读：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当时士人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风流的人生观与审美观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留下了一道瑰丽的人文景观。　　01　　魏晋风度与人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当时士人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风流的人生观与审美观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留下了一道瑰丽的人文景观。

　　01

　　魏晋风度与人物品鉴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时期，其时上接东汉，下开六朝。魏晋风度，是指发生在这一时期中的文化现象，风度是指人物言行所表现出来的仪表风范和态度，魏晋是历史阶段，历史阶段不可能具有仪表风范，因此，魏晋风度实际上是指魏晋时期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风度。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有风度，只有当时名士不同于流俗的言行才能称为风度。魏晋风度，其实是指魏晋名士的言行表现出来的风度。

　　魏晋名士，为大家所熟悉的如“竹林七贤”，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嵇康、阮籍。他们表现出来的风度，与世俗不同，如阮籍的青白眼故事、嵇康锻铁不理睬钟会的故事等，广为人们所乐道。后世的人因将魏晋时期的名士按照时代先后分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江左名士。其实，竹林名士和正始名士活动的时间差不多同时，都是正始年间事。但正始之音主要是指王弼、何晏所建立的玄学理论。

　　竹林名士给后人的影响，主要是指他们的活动。虽然嵇、阮都是著名的玄学理论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但后人所理解的竹林之游，还是指他们与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等人的活动。后人景仰魏晋名士的言行，缅怀而称之为魏晋风度。后人最为景仰的，还是魏晋名士超出凡俗的旷达、放逸、不以俗物萦怀的言行，从这一点说，东晋名士最能体现也最能代表这种风度。

　　与前代名士相比，江左名士在玄学理论上没有什么建树，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的玄学态度，形成了令后人景仰的名士风范。唐代大诗人杜牧说：“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东晋名士的风流就在于他们处理人与外物关系的两相得态度上，以及在两相得状态中表露出的真情性。

　　后人每论晋人具有令人着迷的烟水云气，其实也主要指东晋名士。因此，风度，其实是名士们言行的自然流露，是真名士自风流，如果是假名士，当然就谈不上风度和风流了。魏晋名士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风流的身影，当然，这种风流，在他们本人来说，并不都是很愉快的事。比如大家都传嵇康临终前就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何等地风流，但那却是嵇康被杀之前的事，于嵇康却是十足的悲剧。但嵇康能够面临死亡，不叹自己生命将逝，而叹《广陵散》从此绝世，这便是与俗人不同的名士风度了。

　　当然，魏晋名士的风度，大多表现得风流潇洒，但也有许多是在死亡面前以及悲愤的心态下体现出来的，如东晋名士王濛，生病将逝，临死前在灯下转麈尾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那是怎样的一种伤感，又是怎样的一种对生命的留恋。他面对死亡，当然也是无奈，也是悲伤，但他没有陷于不可自拔的痛苦，而是就其谈玄常用的麈尾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样对生命的悲感，便具有了深情和哲理，其感人之深，是后世人所不具有的。

　　再如阮籍，他有许多令人景仰的故事，也都具有感人的风度，但他内心的悲愤、无奈、忧伤，却是这些表面上看狂狷不羁行为的出发点。史书记他常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这是多么深的悲愤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啊！

　　因此，我们要深入地了解魏晋人的风度，就要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那些人具有怎样的思想、怎样的生活。魏晋是一个时间概念，事实上，据最集中记载魏晋名士言行的《世说新语》，这一时代名士们的活动，是从东汉末年就开始了。而时人对这些名士们也都充满了景仰，因而在民间流传着很多有关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在杂史中有记载，就如《后汉书》《晋书》这些正史中也都有记载。

　　故事中的主要人物都很关注自己的言行，一举一动，都特别具有不同的意味。当然，名士并非不分等次的，因此东汉以来，有关这些名士的表现，便有许多评议。东汉时的人物清议，有许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他们对这些名士的风度，进行不同的品评，总起来多以“风”字品评，如风格、风度、风貌、风气、风标、风神、风韵等等，这些以“风”为基本概念的品评术语，都有具体的不同含义，高下之分是不一样的。

　　风，本指空气流动所造成的现象，风动有力，故可以撼物，故人因之以此自然现象观察社会，故上之教化亦可以用风，称为风化。风化，《诗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曰风。”此论风化教育，能够风化，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这个作用便以“风”来形容。“风”亦可用在人身上，人禀自然之气，形成不同个性，因而有不同气度、表现，有与“风”相通的地方，段注《说文》便解释这个风说：“故凡无形而致者皆曰风”。风在人体之内，其为无形，但却可以表现为不同气度，不同的状态，这就是最基本的“风”。但每个人的禀性不同，修养不同，格局不同，因而表现出的状态也不一样，于是便以“风”为基本词，而根据不同的表现，再赋以不同的状词，于是便出现了一大批以“风”冠名的品题词语。如：风操、风止、风格、风貌、风仪、风采、风情、风鉴、风流、风骨、风尚、风姿、风望、风味、风力、风美、风轨、风范、风颖、风德、风期、风气、风韵、风色、风志、风表、风度、风容、风烈、风猷、风裁、风趣、风怀、风观等等。

　　这么多的品目，并非不可区分，大致可以看出这不同的品题，有的指人物的外貌，有的指人物的精神，有的指气象，有的指神韵。比如风止指人物的风仪态度，风色指风神颜色，风尚指风姿仪态，风味喻人品高雅，风采指文采风姿，风流则指放逸洒脱，风轨犹言风操、风范、风格，指人物的方正，风神则指人物的风采精神，风骨指人物的高奇有气，风气指人的风度与气概，风雅指人物的风流儒雅，如此等等。

　　最早把风与人联系起来的，始于孟子。《孟子·万章》说：“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当然这里的“风”与东汉以后的“风”不同。孟子强调的是伯夷的行事所具有的教化作用，重在事上，后世的风则作为一种抽象的品题术语，是对人物内在与外表以及他对别人造成印象的总体概括。“风”的评语有高低，但能得到“风”的品目，首先都须是名士，如魏晋人物裴秀、裴楷、王衍、乐广、王戎、嵇康、何晏、谢安、王羲之等等。

　　《世说新语·品藻》记：“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温峤也是东晋名士，但当时的品评仅置于第二流中，然其心颇为在意，故对未能入第一流耿耿于怀。《晋书》记温峤“风仪秀整，美于谈论”，可见其风仪不一般。《世说新语·任诞》“温太真位未高时”条引《中兴书目》曰：“峤有俊朗之目，而不拘细行。”能得俊朗之目，自非一般名士。《世说新语》又记王敦欲废明帝，时人不敢忤敦，唯温峤不屈，可见其风骨，但这样的人在东晋名士中只列为第二流。

　　02

　　玄学熏染下的名士风流

　　东汉应该是“名士风流”发端的时期，主要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士人砥砺名节，以与污浊的现实生活对抗。魏晋以降，人物品评因玄学思潮的影响，渐由就人物在社会现实中的态度之评，转为对人物的内在精神、气质等的品评了，因此产生的评语便多种多样。如嵇康，自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时人称其“风姿特秀”，据《世说新语》引《嵇康别传》说：“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晋书》本传则记为：“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风姿”一词主要形容人物的外形，然谓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则是论其内在精神了。

　　再如王羲之，《世说新语·赏誉》说：“殷中军道，右军清鉴贵要。”注引《晋安帝纪》曰：“羲之风骨清举。”又注引《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也。”王羲之是东晋名士的代表人物，所谓高爽有风气、风骨清举，皆谓其人与世俗人不同，故当时有人说他“飘如游云，矫若惊龙”（《世说新语·容止》），《晋书》则说是时人论其势，盖书如其人，书亦是人品的体现，此八字合王羲之其人，亦合其书。

　　魏晋名士以其超然物外的言行，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独一无二的风度，这种风度的形成，其实也有一个发展的历程，也是与魏晋间的思想发展相适应的。东汉时期的名士品格，多与社会现实有关，东汉名士以砥砺名节树立了名士风范，魏晋以降，则随着玄学的发生发展，魏晋名士往往讨论更多的是与玄学相关的玄理，因此，魏晋名士风度，往往与玄谈有关。魏晋初期的人物品评，往往与人物的外貌相结合，所以这个时候的对外貌俊朗的人物，好评甚多。

　　大家熟悉的故事如曹操因为对自己的外貌没有信心，于是便在见匈奴使者时，请崔琰来扮充自己，自己则扮捉刀的人。当然，这故事的可信性有待质疑，但的确反映了时代的风气。比如王粲，亦其貌不扬，就受到刘表的轻视。何晏是美男子，他为了更显美丽，专门在夏天的时候吃热汤饼，大汗出，然后再用红衣拭汗，于是“色转皎然”。再如潘岳，姿容甚美，常与另一美男子夏侯湛并出，时人谓之连璧。但到西晋以后，对人物赏评，已不仅止于外貌，还有人物的内在精神和气度。因此，我们看魏晋早期的评语，多是风貌、风格、风姿等，至于后期，除了这些外貌的评语外，如风神、风气、风骨、风韵等等评语，用得就比较多了。这也反映出魏晋名士风流的逐渐成熟，人物的外在与内在并重，因此，魏晋风度最迷人的，应是东晋时期，由东晋名士表现出的旷达自然、物我合一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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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流俗的魏晋名士

　　魏晋风度，就是指魏晋名士的言行所表现的风范和态度，这种表现是不同流俗的，所以具有恒久的感染人的力量。我曾在《魏晋风度》一书中将魏晋名士的风度概括为五个方面：一、处惊不变，镇静自若；二、旷达傲世，任率自然；三、风神潇洒，不滞于物；四、超入玄心，表里澄澈；五、一往深情，天然风流。

　　第一种，处惊不变、镇静自若。如谢安，《世说新语》记：“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如此镇定，故是非凡之量。

　　第二种，旷达傲世、任率自然，反映晋人崇尚任率自然。著名的如王羲之东床坦腹，是后人乐于传诵的故事。而王徽之雪夜访戴，亦让人认识到晋人的“乘兴”和“尽兴”，是何等地洒脱自然！

　　第三种，风神潇洒、不滞于物，可以看出晋人对“神”的看重。这已经从东汉末以来，由注重人物外貌发展为注重内在精神了。但得此品题的，多是大名士，如东晋的谢安等人。谢安是东晋名士领袖，时人誉为“弘雅有气，风神调畅”，被称为风流名相，其流风余韵所及，即成风气。又如周顗，别人说他“精神足以荫映数人”。东晋著名的和尚支遁长相很丑，但他以渊博的知识、潇洒的风神在东晋士林中拥有极高的声誉，当时称他为“支公”，王羲之更品他是“器朗神俊”。有趣的是，支遁不仅自己神俊，于生活中也欣赏有神俊的事物。他喜欢马，也养了几匹。有人说和尚养马不风雅，支遁说：“我是看重马具有的神俊。”从马的身上体会其抖擞的精神，这是支遁养马的原因。

　　第四种，超入玄心、表里澄澈，则反映了晋人内心的明静，这明静却是与其具有玄心相关的。魏晋名士基于对玄学的深入体会，对世界、人生都能自觉地以哲学，尤其是美学观去审视，这就是他们超入玄心，而表现出一片晶莹剔透的精神世界的根本原因。魏晋名土本着玄心的体会，充满美感地审视这世界，他们内心澄澈，也追求着同样澄澈的外物。

　　王胡之到吴兴印渚观看后，叹道：“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对“日月清朗”的太白世界的欣赏，正是东晋人内心澄澈的外化。他们喜爱这世界，拥有这世界，与这世界融为一体，建立了一个空灵的艺术世界。人与大自然，本身就是最高的艺术!这里，自然不再是孤立无情的纯客观，它与人相通，相通点就是玄心。因此，东晋人不独自己珍惜、欣赏这种境界，而且往往因此而思念友人，如王徽之在皎洁的大雪之夜思念戴逵即是。另一名士刘惔则这样说道：“清风朗月，辄思玄度。”玄度是许询，当时被公认为有高情远致的人。刘惔在清风朗月之时自然地想起了许询，说明二者之间有相通的地方，这就是清风朗月澄明的世界与许询玄远的心怀相同相通。

　　东晋名士赏物所使用的名言隽语，更具有诗一样的情韵。如顾恺之称会稽的山川之美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又如王献之形容山阴道上的风景说：“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坏(怀)。”王献之另有《杂帖)，对会稽山水的描写更为详备，他说：“镜湖澄澈，清流泻注，山水之美，使人应接不暇。”东晋名士将清谈玄理的语言一转而用于文学语言，这对于中国山水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像这种清疏简丽的描写，以及语言的富于音乐性，以前的文学界是没有过的。

　　东晋名士依据于玄心，对山水自然风光便有独到的体会，又能用隽永的语言把这种体会准确地表达出来。山水美的鉴赏本身也就是人物美的表露，从东晋名士这种清泠如诗的语言里，我们正可窥见他们那艺术心灵。东晋诗人郭璞有两句诗特别为名士们所欣赏：“林无静树，川无停留。”阮孚说它的好处是“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郭璞的诗具有深远的哲学意味，只有怀有玄心的人才能体会得出，而感到神超形越。超然物外，正是艺术的美感所在。

　　第五种，一往深情、天然风流，反映了魏晋名士特有的风度，与他们具有深情紧密相关。这种一往深情，带有感动人的艺术美感。如《世说新语·言语》记桓温北伐，见其当年手植柳条已长成大树，不禁攀枝掉泪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这一叹息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是超过建安诸子所写的《柳赋》的。东晋名士对情的表达，更富于个性和人情味。《世说新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桓子野(伊)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所谓清歌，恐怕就是魏晋时期流行的清商曲，曲调以其清越哀伤特别能打动人，也特别受文人的喜爱，这也就是桓伊每听之后，辄唤奈何的原因。谢安认为一首歌就能让桓伊那么感动，可见他是一往深情的人。

　　魏晋名士是深于情的人，他们非常珍惜人世间的情谊，亲朋好友的每一次分离，都给他们带来哀伤，并且为之难过好几天。谢安告诉王羲之说：“人到中年以后，特别伤于哀乐。每次与亲友分别，总要难过好几天。”王羲之安慰他说：“到了晚年，自然会如此，所以靠丝弦竹管来陶冶性情。但总怕儿孙辈察觉，有损这种欢乐的趣味。”王羲之劝谢安以丝竹陶冶自己，因为他也是具有深情的人，深知“情”对人的折磨。谢安晚年的不废妓乐，其原因正在于此。观谢安与王羲之的对话，这样自然、亲切，相互间的理解、体贴又是这样地令人感动，其思想基础正在于同具深情。

　　东晋人重情、伤情，不仅是生离与死别，国家的前途，个人的遭遇，都是触发点。袁宏做安南将军谢奉的司马，京都人送他至濑乡，分别之际，不觉凄惘，袁宏叹道：“江山寥落，居然有万里之势。”这是对东晋偏安江左一隅的感慨，既有对国家的担忧，也寓个人的辛酸，出语虽名隽，却充满了感伤，令人泣下。著名的新亭对泣，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之中涌起山河破碎的感伤情绪，这是时代造就的敏感的心灵，他们就以这样的心灵去看待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世界。

　　殷仲文曾为桓玄左卫将军，很得桓玄器重，桓玄失败后，殷仲文又投向朝廷，但意怀怏怏。他所在的大司马府前厅有一株老槐树，枝叶扶疏，殷仲文一次注视良久，长叹一声：“槐树婆娑，无复生意!”叹老槐了无生意，固由于他仕途不遇的怏怏不乐所致，但他居然能于扶疏的老槐上体味出人生的失意，还在于他有这样一颗敏感的艺术心灵。因此东晋名士的重情实与西晋人不同，区别就在于此。东晋人士所表达的人情富于人格之美、人情之美，浓郁而有致。他们的每一个举动，每一句言语，都是一种成熟的艺术的表现。

　　因此，东晋人深于情，同时又超于情，他们表现得那般如醉如痴，深挚而执著，但从不拘泥而不可自拔。王濛面临死亡，不直叹自己生命的结束，却在灯下留恋地把玩伴随自己一生的麈尾：生命将逝，麈尾长存，此一番永别是多么地令人伤心啊!这里显示了怎样一种伟大的人格力量!冯友兰先生在《论风流》一文中对东晋人的深情有非常精辟而优美的分析，他说：“真正风流底人有深情。但因其亦有玄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虽有情而无我，所以其情都是对于宇宙人生底情感。”以此视魏晋名士，确是真正的风流人物，长令后人缅怀不已！

　　◎本文原载于《解放日报》（作者傅刚），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