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豪集中营（细说第三帝国腐败体制的缩影，“三不管”的集中营系统）

导读：第三帝国腐败的典型元素在劳改营、战俘营和集中营系统也很普遍，尤其是集中营，几乎是整个腐败体制的缩影。集中营发生严重腐败的最重要的结构原因早在纳粹统治初年就已经出现

　　第三帝国腐败的典型元素在劳改营、战俘营和集中营系统也很普遍，尤其是集中营，几乎是整个腐败体制的缩影。集中营发生严重腐败的最重要的结构原因早在纳粹统治初年就已经出现了，一个个集中营被作为不受外界监管的隔绝空间建立起来：集中营既不受普通行政机关管辖，也不听从传统政府当局的领导，因此集中营的财务完全不受国家财政监管体制的影响，况且集中营完全不受司法部门的控制，与公众之间也是隔绝的。

　　集中营系统及其统治原则的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就是党卫军的集中营，它对犯人拥有“绝对权力”（索夫斯基语）。尽管从理论上说，集中营也有指挥体系和大量的规章制度，但它几乎是独立运作，内部人士通过朋党之交、施恩提携和门阀派系来互相保护，逃避外界的制裁，因此官僚体制的监管对集中营“系统性地丧失了效力”。而对于犯人来说，实物交易和系统性的贿赂则是他们生存斗争的基本因素。甚至对于维持集中营的秩序，秘密的实物交易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集中营规定必须有符合规章的衣服，如果犯人的帽子丢失或被偷，就必须想办法重新弄一顶。虽然通过贿赂犯人头目和党卫军看守，犯人能够得到一些优待和暂时的条件改善，但集中营内部的权力关系和地位等级制并无改变。

　　虽然集中营系统并非恒久不变的统治机制，而是在第三帝国期间经历了功能转变——比如纳粹统治早期的保护性监禁集中营就和后来在东欧的灭绝集中营迥然不同——但五花八门的集中营仍然有着相似的腐败诱因。在纳粹统治下的任何一座集中营中，犯人都不享有建立在正常基础上的、有保障且可实施的权益地位，而集中营领导层则没有受到任何有效监管机制的控制。

　　除了集中营的结构特征之外，指挥官和看守人员的选拔和招募也造成了腐败。比如，萨克森堡集中营的指挥官亚历山大·赖纳原先是但泽的党卫军旅级大区领袖，在1934年由于腐败和从事黑市买卖而被“贬黜”到集中营系统来。他这样的恶劣背景是很典型的。早期集中营的看守人员往往是无业的纳粹党活跃分子和街头打手，他们的特点是既残暴野蛮，又贪婪腐化。集中营事务总监特奥多尔·艾克在给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一封信中写道，达豪集中营的第一批看守人员是“120人的腐败警卫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贪污腐化”。犯人进入集中营时带来的贵重物品以及其家属寄来的钱和包裹都会被看守私吞掉。党卫军看守利用犯人来“搜罗”物资，来满足他们的私人需求，还利用集中营的现有设施，比如木工作坊，来为自己打造家具陈设。关于里希腾堡集中营的一份报告指出，“绝大部分看守都肆无忌惮地中饱私囊，不这么做的人是极少数，而且越来越少”。

　　欧根·科贡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为例，生动地描绘了党卫军在犯人供养下的“好吃懒做的生活”。处在腐败中央的是能够直接控制财务和物资的管理干部，他们充分利用这种影响力很大的职位，去侵吞贵重物品，并建立自己的小金库。尤其是党卫军的食堂管理部门——“举世无双的腐败巢穴”——系统性地贪污犯人的金钱，侵吞食品，并在集中营外大搞黑市买卖。大多数党卫军干部都将他们领导下的用犯人做劳动力的工坊如雕塑作坊、照相室、印刷和装订车间、菜园等的货物和产品当作自己的私人财产。就连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也不例外，他利用达豪集中营所属的阿拉赫瓷器厂的产品，在党卫军干部们的重要生日、婴儿降生或圣诞节等场合，向他们赠送陶瓷人偶（“党卫军旗手”、“战士”）、咖啡器皿、“儿童条饰烛台”29、“圣诞节灯”等礼物。犯人劳动的产品是希姆莱的家长式赠礼仪式的重要基础。

　　既然党卫军全国领袖都认为利用犯人的劳动成果没有什么不妥，那么集中营指挥官们自然也把这当作天经地义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集中营指挥官都可以被称作腐败分子，最典型的腐化指挥官有三位：汉斯·洛里茨、阿历克斯·皮奥尔科夫斯基、卡尔·科赫。

　　汉斯·洛里茨于1936至1939年担任达豪集中营指挥官，1940至1942年担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指挥官。他无论是在集中营内，还是在外界，都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比如，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防空洞里设有一座“日耳曼式的啤酒酒窖”、两条保龄球道和一套打靶设施，以便让指挥官大人在躲避空袭期间消遣。党卫军内部把这些设施称为“游乐场”。洛里茨命令囚犯在沃尔夫冈湖畔圣格尔根给自己建造了一座豪华别墅。当年的一位犯人就此报告称：“洛里茨享受着自己的地位带来的所有好处。他让人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向圣格尔根送去了四辆卡车的炼砖和木材。有犯人为他创作油画；犯人给他编织了大约60幅地毯；还给他制作皮制灯罩、洗衣篮、桌子、编织沙发、带白银装饰手柄的镇纸、精美的牙签；另外还有三扇窗户的铸铁栅栏，光是这个就让四名犯人干了两个半月。”

　　洛里茨在达豪集中营的继任者之一，阿历克斯·皮奥尔科夫斯基，也在圣格尔根搞了一处原属于犹太人的房产，尽管维也纳的盖世太保已经将这座房屋没收，如果要卖给皮奥尔科夫斯基的话，需要帝国财政部长的批准。在这起非法交易上，皮奥尔科夫斯基可以仰仗他在党卫军的同志，萨尔茨堡省部书记兼党卫军少将古斯塔夫·阿道夫·谢尔的帮衬。谢尔把这件事情摆平了。在达豪任职期间，皮奥尔科夫斯基特别以投机倒把和黑市买卖闻名。这座集中营成了倒卖食品、收音机和艺术品的交易中心，占据核心地位的就是“达豪食堂团体”。

　　卡尔·科赫是最腐败的集中营指挥官之一，他于1937至1942年领导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38年11月，近1万名犹太人被押送到布痕瓦尔德，科赫利用这个机会侵吞了这批犹太人的金钱和贵重物品，将其存储在特别账户和小金库内。仅这一次他就侵吞了至少20万帝国马克，其中一部分分给了他的亲信。犯人亲属寄来的钱被当作“罚金”或“捐款”扣留；汽车、摩托车和其他贵重物品通过“赠送过户”手续易主。对科赫中饱私囊的罪行知情的犹太人都被灭口，有的是“在逃跑过程中”被击毙，有的是被注射苯酚而死亡。

　　在1942年的一次大规模人事变动中，大约三分之一的集中营指挥官被替换，前文所述的三名指挥官洛里茨、皮奥尔科夫斯基和科赫也丢了乌纱帽。腐败虽然是很多指挥官被撤职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决定性的原因。更重要的是，集中营的功能发生了变化，转换为利用犯人为战争经济服务。经历过“斗争年代”的老指挥官们不再适应这一新职能，因为他们的领导作风就是残暴、腐化和酗酒。另外，腐败不是将这些人撤职的理由，而是因为，这些指挥官的豪华别墅和黑市买卖过于张扬，有将集中营的秘密暴露给公众的危险。

　　如果仅仅是腐败这么一项罪名，是不足以将一名集中营指挥官撤职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41年的“科赫案”，当时负责调查此案的是驻富尔达—维拉的党卫军和警察高级指挥官瓦尔德克—皮尔蒙特世子30。如果科贡的说法属实的话，世子自己也是个腐败分子，因此这个案子的根源还是党卫军干部之间的明争暗斗和利益冲突。世子在对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账目进行审查后，为了防止科赫毁灭证据，于1941年12月将他逮捕。但在奥斯瓦尔德·波尔（后来的党卫军经济与行政总局局长）干预下，科赫又被释放。解救科赫的不仅仅是党卫军内部的朋党之交，还因为世子逮捕科赫的行为冒犯了党卫军其他领导的管辖权。波尔马上力挺科赫，并在给他的信中“义愤填膺”地写道：“如果再有一个失业的法学家将他刽子手的贪婪魔爪伸向您无辜的纯洁身躯，我一定会全力保护您。”

　　就连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起初也把科赫救下了火线，并于1942年任命他为卢布林—迈丹尼克集中营指挥官。但科赫在新岗位上仍然不争气，没有切实负起上级托付给他的责任来，因此对党卫军来说失去了价值——比如，他未能阻止苏联战俘的一次大规模暴动——于是，党卫军和警察司法部门重新启动了针对科赫的调查。1943年8月，科赫再次被逮捕；1944年底，他被判处死刑；1945年4月初，他在布痕瓦尔德被枪决。

　　调查科赫案的主管机构是1943年秋季新建的“党卫军和警察特别法庭”。党卫军法官康拉德·摩根博士很快将调查扩展到其他很多集中营，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将5名指挥官和200名党卫军军官与士兵判了刑。如果没有希姆莱撑腰，这么大规模的调查是不可能成功的。在党卫军全国领袖看来，腐败行为危及了党卫军的道德准则，阻碍了他在党卫军内部将大屠杀和“正直”和谐起来的努力。按照他的逻辑，如果一名大屠杀凶手在杀人时完全是无私地执行自己的义务，而不谋求私利，那么他也可以说自己是个正直的人。但与此同时，希姆莱从来不会让他自己的这种道德观牵着鼻子走，而是同样考虑实效和权力政治方面的因素，因此他对反腐调查的态度显然是摇摆不定的。但雪崩般大爆发的众多腐败案件也清楚地证明，希姆莱扭曲的意识形态的“正直”观念完全脱离了党卫军的实际。

　　卡琳·奥尔特在对党卫军集中营的研究中指出，“正直”的观念建构对一部分集中营指挥官来说，是他们的自我认识的一个核心部分。正是由于将自己与科赫这样的腐化指挥官划清界线，他们才能忠于希姆莱的理想，更加坚决果断和冷酷无情地按照党卫军的世界观基本原则行事。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这种“正直”形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种事后的自我粉饰。在1945年后的调查和审讯过程中，党卫军人员的这种自我涂脂抹粉是一种辩护策略，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即便用希姆莱观念中的“正直”的指挥官来取代科赫这样的腐败高官，也仍然无法根除集中营中的腐败，因为腐败的体制原因仍然存在。因此，丝毫不奇怪的是，党卫军法官摩根在1944年6月，也就是腐败的指挥官皮奥尔科夫斯基被撤职两年后，在达豪集中营调查时发现了“数量巨大的来自意大利的劫掠物资（布料、肥皂、食品和享乐用品）”，这些物资“被大规模地偷窃和倒卖”。尤其是集中营管理人员贪污食品的行为导致犯人出现了灾难性的营养不良，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使用奴隶劳工的企业利润极差。

　　在战争的后半期，东欧的死亡营中的腐败猖獗到了让此前“老帝国”的所有集中营都黯然失色的地步。比如，在奥斯维辛，犹太犯人刚刚抵达就遭到腐败的警卫和党卫军军官的无情洗劫，珠宝、手表、黄金、货币和外汇都被大规模地侵吞。或者，例如在索比布尔集中营，犹太人甚至在死后还要被警卫们加以“利用”，谋取私利。这些警卫私自建立了一个秘密的金匠铺，将犹太人的金牙熔化并打成金条，塞入集中营管理人员的腰包。希姆莱的那种扭曲变态的“正直”观没有改变集中营腐败的体制原因，这些原因不仅在集中营中，在其他的劳改营、战俘营等地方也很有影响。

　　犯人毫无权益，管理人员权力过大甚至没有丝毫限制，以及缺少外界监管，这三个因素在“劳动教育营”也是普遍现象。这些劳改营是盖世太保的特别营地，与外界完全隔绝。于是管理人员就能随意截留犯人的财产（包括现金），装进自己的腰包，用于私人用途，而丝毫不担心受到处罚。在外籍劳工营里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腐败和中饱私囊行为，尤其是食品被贪污，外籍劳工不得不忍饥挨饿。与集中营相比，外籍劳工营的唯一区别就是，警卫机制不是那么严格和复杂，因此管理人员的贪污腐化使得部分外籍工人能够得到一些自由空间，这在集中营里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