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铁骑（大清入主中原，八旗铁骑虽重要，但爱新觉罗家族的凝聚力才是关键）

导读：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十月，清军入主中原并定都北京。这个时候，满洲贵族高层内部的意见十分不统一，大部分宗室贵族都赞成掠夺洗劫后，便撤兵退回关外。但摄政王多尔衮

　　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十月，清军入主中原并定都北京。这个时候，满洲贵族高层内部的意见十分不统一，大部分宗室贵族都赞成掠夺洗劫后，便撤兵退回关外。但摄政王多尔衮乾纲独断，决心用武力统一中原。但同时摆在他眼前的难题也很多。

　　​想要统一中原，就必然要和农民军、南明官兵以及各地抗清武装交战，如果以军队数量而言，清兵确实太少了。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

　　入关前夕，满洲八旗有310个佐领，蒙古八旗有118个佐领，汉军八旗有164个佐领。按每佐领200丁计，满洲、蒙古共85600丁，汉军32000余丁，加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及沈志祥四部有兵20000余，再加上八旗包衣佐领人丁，也不过十余万士兵。

　　这个数字若是与大顺政权李自成部百万农民军相比，仅为八分之一，和张献忠的大西军五六十万相比，仅为四分之一。如果农民军和南明部队及地方抗清义兵加上一起，为数可达二三百万，二十倍于清军，两相比较，人数的差距实在是太悬殊了。

　　面对这种情况，是偃旗息鼓退回关外，还是知难而进冒险深入？这是摆在满族贵族集团面前必须迅速解决的关键问题。最终多尔衮果断作出决定，集中全力、拼死进攻，以建立和巩固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为了取得胜利和确保战果，必须尽力扩大满族贵族集团，充分调动集团成员的积极性，以便同心同德，一致对外，成为建立和巩固爱新觉罗江山的主要领导力量。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扩大宗室王公贵族的权力，保持努尔哈赤家族的团结，最大限度地发挥宗室贵族的权力。因此，清廷制定了“笃厚宗亲”的基本国策，主要采取了五项措施。

　　第一，打江山，成大业。

　　顺治元年四月，清帝多次指出，夺取明国是八旗王公贵族的根本利益。摄政王多尔衮反复强调，此次用兵和往年不同，这次大举出兵，不仅仅是为了掠夺财物人畜，更重要是为了建功立业，确立大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使努尔哈赤家族能够长期称帝为王，永享荣华富贵。出兵之前，多尔衮就谕告诸王大臣：“今此之行，非同昔日，蒙天眷顾，要当定国安民，以成大业。”

　　顺治元年八月，顺治帝赐多尔衮“奉命大将军”敕印，再次明确提出入主中原，敕书中写道：

　　“我皇祖肇造丕基，我皇考底定弘业，重大之任付于眇躬。今蒙古、朝鲜俱已归服，汉人城郭土地虽渐攻克，犹多抗拒。念当此创业垂统之时，征讨之举，所关甚重，朕年冲幼，未能亲履戎行，特命尔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其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事大将军，当如事朕，同心协力，以图进取，庶祖、考英灵之欣慰矣。”

　　​同月二十二日，清军与李自成部队决战之前，多尔衮召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以及八旗大臣，再次强调，一定要拼死厮杀，以成大业。他训示王公大臣说：“尔等毋得越伍躁进，此兵不可轻击，须各努力，破此则大业成矣。”

　　打江山、坐江山，这就是八旗王公贵族的最大心愿，这就是推动他们统兵辖将长年征战的根本动力。

　　第二，优遇原有的宗室贵族。

　　清帝所说的共成大业，同享富贵并非是空谈，而是列为基本国策，严格贯彻执行。顺治元年十月，顺治帝从盛京迁都北京，建立起清朝中央王朝并颁诏天下。这个恩诏的第一条，就是优待宗室王公。恩诏规定：“亲王佐命开国，济世安民，有大勋劳者，宜家殊礼，以笃亲贤。”

　　因为多尔衮功高，被封为“叔父摄政王”，赐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一万匹及册宝。同时，加封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赐册宝及黄金一千两、白银一万两、缎一千匹。此外又晋封阿济格为和硕英亲王、多铎为和硕豫亲王、罗洛浑为郡王、尼堪、博洛为贝勒，封辅国公满达海、吞齐、博和托等人为贝子。

　　​第三，分封皇子王孙。

　　清帝及各个王公的统兵征战，不只是为了本人，也是为了努尔哈赤家族子孙和后裔世享荣华富贵。因此，入主中原后，清帝对皇子王孙大加封赏，这样做，既保护了王公的利益，鼓励他们更好地效忠自己，确保爱新觉罗江山万古长存，又扩大了宗室贵族的队伍，增强了同治基础。

　　顺治元年十月的“即位恩诏”第二条规定：“亲郡王子孙弟侄，应得封爵，该部通察往例，损益折衷具奏。”顺治六年又规定：“宗室列爵十等。亲王一子封亲王，余子封郡王。郡王一子封郡王，余子封贝勒。贝勒子封贝子，贝子子封镇国公，镇国公子封辅国公，辅国公子授三等镇国将军。”以后又陆续修改。根据这些封赐爵职的规定，清廷先后封了许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和公爵。

　　第四，起用犯罪削爵的王公之子孙。

　　入关以前，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一些宗室王公被幽禁致死，其子孙弟侄连坐削爵，甚至革除宗籍。这样做，实际上导致了领导集团意见分歧，削弱了集团力量，也必然会影响到军事实力。

　　​为了完成入主中原的大业，多尔衮起用犯罪革爵的王公之子孙，委任官职，封授爵位，让他们领兵出征。如因罪被幽禁致死的二贝勒阿敏，其六个儿子皆受牵连，没有一人得封爵位。顺治五年，多尔衮下令，让他们复入宗室，并封固尔玛珲为辅国公，继而又晋固山贝子，又封其子为镇国公。阿敏剩下的几个儿子也被封为镇国公。

　　多尔衮起用“罪宗”的子孙，这种做法对缓和宗室王公集团内部的矛盾，调动王公子弟的积极性，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五，擢用因过削籍的宗室。

　　崇德末年，皇太极审理了一批案件，严厉惩办了一批宗室贵族。这些案件中，有的是本人品质恶劣，道德败坏，仗势欺人，行为不轨，是属罪有应得的。但是，更多的案件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皇太极凭借权力，任意制造借口，排斥异己。

　　​皇太极如此任意惩治宗室、削其爵职、罢宗为民的做法带来了很坏的影响。多尔衮摄政以后，着手挽回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顺治元年，多尔衮对这些无端受过的宗室贵族采取了“复入宗室”、令其从征、立功受奖的政策。

　　在共建大业方针和“笃厚宗亲”政策的鼓动下，顺治年间，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的子孙弟侄，上自多尔衮、济尔哈朗，下至闲散宗室和黜宗为民之人，纷纷披甲上政，统兵出征，为建立和巩固大清王朝冲锋陷阵。

　　后来，乾隆帝在总论清初宗室王公业绩时说：“我朝开国时，宗室懿亲，勤劳佐命，其殊勋茂绩，实为史册罕见。”乾隆四十六年，大学士阿桂奉命修撰《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时，更明确指出：“诸史列传载，从龙征伐，虽不乏懿亲，亦从无多至四五十人，并奋起鹰扬，铭勋竹帛，共震万世之鸿基者。”

　　​清开国之初，清帝对宗室大加封赏。仅顺治年间，先后纷纷、晋升为和硕亲王、郡王的就有十八人，封多罗贝勒、固山贝子的十八人，加上镇国公、辅国公等，则共有九十六人，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入关前王公的数量。可以说，大清能够鼎定中原，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些爱新觉罗氏家族的王子王孙们共同努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