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太后与义渠王（秦国与义渠戎斗争始末——从秦穆公称霸西戎到宣太后诱杀义渠王）

导读：义渠戎在商代前是西方羌戎的一个分支，原居宁夏固原草原和六盘山、陇山两侧。殷商时义渠不断扩大势力范围。西周王朝建立后，义渠臣服于周。周宣王曾料民于大原，将五戎即义渠

　　义渠戎在商代前是西方羌戎的一个分支，原居宁夏固原草原和六盘山、陇山两侧。殷商时义渠不断扩大势力范围。西周王朝建立后，义渠臣服于周。周宣王曾料民于大原，将五戎即义渠、郁郅、乌氏、朐衍、彭卢等安置于大原地。五戎中，唯义渠居大原中心地带，南临泾水。这里自然条件好，宜耕宜牧，义渠很快强大起来。

　　西周末年，义渠趁周室内乱，宣布脱离周王朝的统治，正式建立郡国，在今宁县焦村乡的西沟村建立了都城。义渠国建立不久，随即出兵并吞了彭卢、郁郅等其他西戎部落，扩大了疆域，并先后筑城数十座，派兵驻守。它的国界西至西海固草原，东达桥山，北控河套，南到泾水，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

　　也有人认为，义渠是一支游牧民族，其活动范围非常广，居六盘山以西较久，曾在汉北地（今甘肃庆阳）居住，亦曾在汉河西郡（今山西境内）居住，其地已延伸至河东。义渠属游牧民族，领土观念淡薄，所谓“戎狄荐居，贵货易土”，晋国就利用戎狄这一特点，“予之货，而获其土”。如果义渠居住过的地方，皆视其领土，则义渠疆土由甘陇而达于河东，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义渠民族刚强勇猛，他们"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所以作战十分英勇，宁死不屈，这也是义渠国能延续数百年的重要原因之一。义渠国实行全民皆兵，遇到战争，青壮男子都要上战场， 造成女多男少。义渠规定，同族十二世之后可以互相通婚，兄长死后，弟弟可以娶嫂为妻。义渠定居陇东高原后，开始从事农耕，逐渐发展成半农半牧民族。

　　公元前650年前，义渠在吞并了北地诸戎后，进一步向东向南发展，首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秦国。此时，秦穆公已即位十年。

　　秦穆公即位时，秦国周围和境内分布着戎狄势力和其他割据势力，严重制约着秦国向外发展。在今天的陕西和山西交界处、山西平陆附近，散布着茅津之戎，阻挡着秦国东向扩张。秦穆公即位后第一年（公元前659年），就亲率大军伐茅津之戎，并取得胜利。以后，秦的军事斗争集中于同晋国打仗，同时也扫荡一些小的割据势力。公元前640年，秦同晋在韩地战争刚一结束，就顺便灭掉了边境上的梁和芮两个小国。

　　在戎族中，还有一支称为陆浑之戎，故居在“中南”即终南，即陕西武功县。秦穆公当然不能容许肘腋之间存在这样一股戎族势力，便于公元前638年，用武力将其赶走。晋趁机诱骗陆浑之戎，安置在伊川，强迫其服役、打仗。

　　伐茅津和迁陆浑，只是秦穆公大举伐戎的前奏。西戎，泛指秦国西方散布于广大地区的许多戎族。戎国数目上百，义渠戎实力最强。这些戎国之所以较为强悍，主要是戎狄部落没有进入西周统治中心，较少沾染奴隶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习气，仍未丧失淳朴、尚勇的传统和强悍的战斗力。

　　义渠戎闻秦穆公有贤能，故派由余到秦国参观考察。秦穆公为炫耀自己的政绩，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让由余参观秦国经济建设的成就。秦穆公本以为来自蛮荒之地的由余会叹为观止，盛赞有为之君，谁知由余却不为所动，反而说：“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直言批评秦穆公“劳神苦民”。这大大出乎秦穆公的预料，伤了自尊的秦穆公相当不满，遂带有讥讽的味道问：“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的回答出乎人的预料，他笑道：“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合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史记•秦本纪》）由余认为，诗书礼乐法度，恰恰是中国乱之因；戎夷正因为没有“诗书礼乐法度”，才保持了“圣人之治”，促成了国家强大。此论固然不完全正确，但在那个时代，原始和野蛮常常战胜精致和文明，却是事实。

　　由余的高论，引发了秦穆公的担忧，穆公退而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内史廖曰：“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史记•秦本纪》）秦穆公照此行事，取得了预期效果。离间计使戎王对由余产生了猜忌之心，由余又数谏义渠王远酒食女乐，治政修兵，义渠王置之不理，最后竟宣布：谁若敢说秦兵来攻西戎，就立即射死谁！由余自忖西戎无望，只好降秦。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秦穆公为巩固后方，独霸西戎，遂用由余之谋，突然向义渠戎发动大规模进攻。长期解除武装的义渠戎，在秦军的突袭下，根本无法抵抗；沉溺于酒色的义渠王，在秦兵到来之际，酒醉如泥，尚在酣睡。秦穆公一举打败为患多年的义渠戎。秦国不仅益国二十，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而且秦国的农业、手工业、城市得到了迅速发展，是秦国奴隶制的鼎盛时期。

　　义渠戎虽然遭受重创，但并没有灭亡，而是遁向西北方。秦穆公死后，康公即位（公元前620年至前609年）。康公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昏庸无能的君主，既穷兵黩武，又穷奢极欲。康公之后是共公（公元前608年至前604年）、桓公（公元前603年至前577年）、景公（公元前576年至前537年）、哀公（公元前536年至前501年）、惠公（公元前500年至前491年）、悼公（公元前490年至前477年）的统治时期。这一时期，秦国统治者一代不如一代，国内矛盾突出，军事实力江河日下，改革严重滞后，秦国的国际地位大幅度下降。晋国的范文子就说过：“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他说现在三强都服了，晋国人心目中只剩下一个楚国。可见，这时的秦国积弱到何等地步！但这一时期并未见史书有义渠戎扰秦击秦的记载，史书记载的是公元前470年 (厉公七年)义渠戎来赂，緜诸乞援；公元前444年 (厉公三十三年)，秦又伐义渠，虏其王。说明义渠戎尚处于医治创伤、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年代，还不具备与秦抗衡的实力。

　　自秦厉公以后，即躁公（公元前442年至前429年）、怀公（公元前428年至前425年）、灵公（公元前424年至前415年）、简公（公元前414年至前400年）、惠公（公元前399年至前387年）、出子（公元前386年至前385年）几代国君统治时期，秦国日趋削弱，不断遭到外部打击，军事上屡屡失败。即秦孝公所说的“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

　　这期间，秦国四面受敌，屡有败绩，国势日颓。吴起伐秦，河西之地全部为魏国占据。曾经与秦修好的西戎义渠也于公元前430年（躁公十三年）向秦进攻，从泾北直攻到渭南，迫使秦兵退出渭河下游，此后30年内，是义渠国最强大的时期。它的地域东达陕北，北到河套，西到陇西，南达渭水，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

　　 秦惠文王即位之初，义渠戎的势力稍增，“筑城郭以自守”，大有与秦分庭抗礼之意。因此，引起秦的密切注视，但最初秦国似乎无暇与义渠为敌。公元前335年，义渠在洛将秦师战败。三年后，即公元前331年，秦国趁义渠发生内乱，才派庶长操“将兵定之”，义渠便臣服于秦。此后双方时战时和。公元前327年，义渠以国为秦县，以君为秦臣，正式成为秦国属地。但是，从以后发生的事件来看，义渠对秦并未真正降服。就在义渠称臣八年以后，即公元前320年，秦又不得不派兵讨伐义渠，并攻至郁郅（甘肃庆阳县东）。

　　这个时期，义渠君一方面不能不对秦臣服，另一方面又向魏国靠拢，他曾有朝魏之举。有一次义渠君朝魏时，魏国犀首曾煽动他说：如果山东等大国不攻秦，秦国就有力量烧杀抢掠你的国家；若是山东各国共同打击秦国，秦国就会“轻使重币”同你们表示和好。犀首这样说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公元前318年六国联合伐秦，秦国君臣对义渠表示极大的担心，陈轸对秦惠王说：对于义渠君，最好用安抚的办法使他归顺。秦惠文王听从了陈轸的意见，给义渠君送去了“文绣千纯，妇女百人”，用以拉拢他。但是，义渠君想起了犀首的话，认为这正是向秦进攻的好机会，于是向秦进攻，大败秦兵，收复了部分失地。

　　以后，秦国不得不在同各诸侯国斗争的同时，用很大的力量对付义渠戎。公元前314年，秦国出兵伐义渠，得徒泾（属西河郡）二十五城，但是义渠戎仍是秦国的隐患。

　　自秦惠文王以来，义渠戎总是威胁着秦国，但秦又不能将其彻底制服。在秦昭襄王初期，秦国统治者就处心积虑地对付义渠戎。为此，当昭襄王初立时，义渠王前来朝贺，昭襄王之母宣太后就利用色相，与义渠王私通。此后，宣太后与义渠王长期保持着苟且关系，竟至生二子。正因用这种不太体面的办法笼络住了义渠王，所以在昭襄王时期，虽然秦国不断同东方各国打仗，但未见有义渠戎趁机攻秦之事。待义渠王与宣太后同居既久，其戒备之心全无。在公元前272年，宣太后趁义渠王无备，将其诱杀于甘泉宫。接着，秦又发兵向义渠戎进攻，“因起兵灭之”，彻底消灭了义渠戎，在这里开始置陇西、北地和上郡三郡。

　　 义渠戎的最后灭亡，对秦国后方和侧翼的进一步巩固是十分重要的。义渠乃游牧民族，在秦国的西方、北方甚至东方出没，在灭亡以前，使秦不得不抽出兵力去应付他们。置郡以后，秦国就可以集中精力和兵力向东方进攻了。

　　 关于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之事，仅见于《后汉书。西羌传》：“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公元前272年，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对于这一段记载，由于显得离奇而使一些史学家产生怀疑。顾颉刚认为，范晔之说亦未必绝对可信……白发翁妪相对言情，此美人计不已行之过迟。林剑鸣认为，宣太后与义渠王私通三十余年，义渠王已解除武装，这时宣太后虽年已七十，但早将义渠王玩弄于股掌之中。

　　 从宣太后本人的作风来看，他采取这种手段是十分可能的。本来，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妇女对男女关系并不如后来那么严肃、认真，嫂嫂与小叔子、继母与儿子、大伯与兄弟媳妇私通的、公开结婚的屡见不鲜。而宣太后在这方面更是十分开通。如《战国策。韩策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楚围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殽。韩又令尚靳使秦，谓秦王曰：‘韩之于秦也，居为隐蔽，出为雁行。今韩已病矣，秦师不下殽，臣闻之：唇揭者其齿寒，愿大王之熟计之。’宣太后曰：‘使者来者众矣，独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这个宣太后，在外交场合，不使用外交辞令，却对韩国使者大谈床笫之事，虽诙谐幽默，通俗易懂，但从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亦可知她是个风骚的女人。

　　 宣太后的行为也确实是十分放荡的，据《战国策。秦策二》记载这样一件事：“秦宣太后爱魏丑夫。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魏子患之。庸芮为魏子说太后曰：‘以死者为有知乎？’太后曰：‘无知也。’曰：‘若太后之神灵，明知死者之无知矣，何为空以生所爱葬于无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积怒之日久矣，太后救过不赡，何暇乃私魏丑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秦宣太后有个老情人，书面语称面首，叫魏丑夫，宣太后这老太太将死时非要让魏丑夫陪葬，还让臣下发表意见，吓得面首赶紧找人说情，好说歹说，老太太才放弃让面首陪她进棺材。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庸芮说出“先王积怒之日久”那样难听的话，也没有触怒宣太后，反而对此称“善”。这样的女人，让她主动与义渠王为某种政治目的发生男女关系，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其实，看待宣太后与义渠王私通并生子，公开与面首的关系，在外交场合大谈男女床笫之事，应与那个时代联系起来。那个时代的婚嫁形态还保存着许多原始习俗，这些习俗有的与当时盛行的宗法制度结合起来，成为原始宗法性的婚嫁形态，而与唐宋以后封建宗法婚俗不同，是人类家庭婚姻形态发展的必经阶段，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正常现象，不可用汉代以后乃至现代人的庸俗观点如非礼、淫风、乱伦等来看待古人婚俗。

　　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原始形态的婚嫁习俗和家庭形态主要有三种：

　　其一，烝、报式的家庭形态与婚嫁习俗。这是父系家长制大家庭下的产物。在父系在家庭中，家长掌管全家的所有财产，并实行一夫多妻制，占有许多妻妾。他死后，他的财产和妻妾由他的嫡长子继承，因为在原始宗法制度下，妻妾也是家长的财产，是为家长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并满足性爱需要的特殊性质的财产。这样在婚姻上就出现了所谓烝、报的制度。所谓烝，就是继承父亲地位的儿子，可以和除了生母以外的父亲的其他妻妾发生婚姻关系；所谓报，就是儿子可以和叔母、伯母发生婚姻关系，也就是把她们作为自己的妻妾。这种婚嫁形态在春秋时代及以前被认为是合法的、正常的。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晋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公夫人及太子申生。”晋献公通过烝的形式占有多为妻妾，其中齐姜本是晋献公的父亲晋武公的妾，但不是献公的生母，献公按照当时的习俗惯例把齐姜娶过来，齐姜为他生了一男一女，女儿后来嫁给了秦穆公，男的名叫申生，成为太子。后来献公又娶了年轻美女骊姬为妻，骊姬为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害死了申生。

　　《左传·闵公二年》载：“初，（卫）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原来卫惠公的庶兄昭伯烝了昭伯的非生母、惠公的生母宣姜，当时惠公少不更事，宣姜不愿意，昭伯强行占有了她，宣姜为昭伯生下了二男二女。从中可以看出烝、报是流行习俗，贵为国君夫人的宣姜也不能违抗这种婚俗，其宗法性显而易见。”

　　提起宣姜，我们会想到《诗经·邶风·新台》，这是一首讽刺诗，其特点是指桑骂槐。

　　《邶风·新台》

　　新台有泚，河水弥弥。燕婉之求，蘧篨不鲜。

　　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蘧篨不殄。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当初，卫宣公和父亲卫庄公的姬妾夷姜私通，生下儿子公子伋，卫宣公便把公子伋托给右公子抚养。 卫宣公很宠爱夷姜，因此将公子伋立为太子，并让右公子教导他。后来，右公子替太子伋迎娶齐国女子宣姜为妻，还没有成婚。然而卫宣公听说宣姜长得非常漂亮，就动了歪心眼，于是在河边搭起一座亭台楼阁，等齐女宣姜经过时，就先行拦截把她娶过来了，并再替太子伋娶另外的女子。古代老百姓都是诗人，嬉笑怒骂信手捏来皆成诗，他们的想象力之丰富、讽刺之辛辣，空前绝后。

　　《左传·宣公三年》载：“（郑）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伪。”杜预注：“郑子，文公叔父子仪也。汉律，淫季父之妻曰报。”原来郑文公这位国君也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叔父的妻妾占为己有。

　　除了烝、报，还有与之相似形态的下淫。《史记·鲁世家》载：“惠公适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隐公）。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桓公），登宋女为夫人，以女为太子。”原来鲁惠公为他的儿子息娶了宋国贵族女子为妻，惠公见宋女子年轻漂亮，竟然把她夺归来，作了自己的妻子。这种贵族把家族内除亲生女儿以外的下辈女子占为自己妻妾的现象，就是下淫。

　　与烝、报、下淫有类似性质的婚俗是叔接嫂，即弟弟纳自己哥哥的妻子为自己的妻子。《左传·闵公二年》载：“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共仲是公子庆父，哀姜是其兄庄公之妻。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庆父一再作乱，为害鲁国。当时庆父与哀姜私通，成了夫妻，所以哀姜想让庆父当国君，成为庆父作乱的内应。不过在当时贵族娶兄长之妻是习惯，并非违法。这种叔接嫂的形态在后来的少数民族中常见，如清代皇太极之妻、顺治帝之母孝庄就曾下嫁给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所以顺治称多尔衮由“皇叔父摄政王”改为“皇父摄政王”。

　　其二，媵和姪娣从嫁的家庭形态和婚嫁习俗。这种习俗是原始群婚制的残余，成为当时贵族男子霸占大批女子，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工具。《春秋经·成公八年》载：“卫人来媵。”杜预注：“古者诸侯娶嫡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国，国三人，凡九女，所以广继嗣也。鲁将嫁伯姬于宋，故卫人来媵之。”按媵或姪娣从嫁制度，如果诸侯娶一名嫡夫人，就有嫡夫人的姪、娣，两个同姓国的左媵和右媵，以及左媵和右媵的姪、娣，一起出嫁，一国三人，一娶九女。如出嫁国（女方）鲁国，迎娶国（男方）宋国（国君），则媵女国（晋国）三女为晋女姪、晋女媵、晋女娣，嫁女国（鲁国）三女为鲁女姪、鲁女伯姬（正夫人）、鲁女娣，媵女国（卫国）三女为卫女姪、卫女媵、卫女娣。陪嫁女除外，也有陪嫁臣，如百里奚。百里奚少时家境甚贫，颠沛流离，后出游诸国，到齐国，不被任用；又至周，仍不被任用；后被虞公任用为大夫，晋灭虞后被虏，作为陪嫁之臣被送往秦国，因秦穆公以媵臣待之，出走至宛，为楚人所执。后秦穆公闻其贤，用五张黑牡羊皮将其赎回，授以国政。称为五羖大夫。任秦大夫七年后，与蹇叔等共同辅佐穆公建立了霸业。

　　其三，对偶性质的婚姻形态。所谓对偶婚，是介于群婚和一夫一妻制之间的婚姻形态，就是不牢固的一夫一妻制。这种形态，在庶民家庭比较流行。女子可以离家出奔，如《国语·周语上》载：“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反映当时一夫一妻制不稳定，女子可以随意弃家出奔。《左传·昭公十一年》载：“泉丘人有女，梦以其帷幕孟氏之庙，遂奔（孟）僖子，其僚从之。”女子可以随意离弃家室，投靠梦中人，与他人为妻。当时女子出奔不违法，还受到鼓励。《周礼》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家者会之。”目的在于多生育，添人口，增强氏族实力。

　　秦始皇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杰出帝王，他不仅统一了中国、统一了领土、统一了政制、统一了法制、统一了文字、统一了货币、统一了度量衡，而且也统一了婚嫁民俗。《史记·秦始皇本纪》:“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严令禁止原始婚俗，国家保护一夫一妻制婚姻，对违背一夫一妻制习俗的淫佚、寄豭、逃嫁等要严刑处理。秦代成为后世封建礼教的婚姻习俗的开端，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联系那个时代的原始风俗，看宣太后与义渠王私通并诱杀之，并不离奇。将现代观念用在辽远的古代，是产生无穷错误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