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资料大全（如何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浪潮中拔得头筹）

导读：【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疫情严重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　　赵全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有关全球化的主张也是在世界大格局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

　　【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疫情严重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

　　赵全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有关全球化的主张也是在世界大格局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事实上，这些思想理念的萌芽早在古代社会就孕育了。比如在东方，“天下”的概念在古代中国就已经被提出了。站在经济角度，古代中国向外发展也有很多成就，如丝绸之路等；在西方，也有类似的政治或经济活动，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美洲）的“地理大发现”。所以，东西方其实一直都有类似全球化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但由于经济、技术等各方面条件和因素的限制，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然而，无论是古代的丝绸之路，还是现在的“一带一路”，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目的都在于和世界其他地区互联互通，在各自所处的时代都是创举。

　　赵全胜：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比较研究系主任（1999—2008）；亚洲研究理事会主席，联合国咨询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

　　与全球化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逆全球化”，后者是全球化进程的倒退。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旗帜的“退群”行径就是典型的单边主义、逆全球化举措。

　　全球化的进程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肆虐的严重影响。疫情加快了全球化从蓬勃发展到逆全球化的速度，具体体现在多个方面，如阻断交通、阻断交流、文化旅游来往停滞、民族主义上升、全球范围内经济大幅度下滑。以美国为例，它的基础设施建设被迫放慢脚步，“铁锈地带”遭遇重创并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疫情放大了价值观的冲突，加剧了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不信任。可以说，疫情大流行极其惊人的破坏力让人们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金兴圭：从20世纪末开始推动、进入21世纪后全面扩张的全球化趋势，成为以自由主义政治体制和市场秩序传播为基础的美国霸权体制的主要特征。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中国也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此期间，科技、交通、通信的发展也成为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

　　从那以后，全球化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国际秩序的发展趋势。全世界在交通、通信、贸易等方面越来越像“地球村”一样被连接在一起，多边主义进一步加强，这些是全球化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现象也在加剧，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等也同样开始出现类似现象，政治右倾化和国内政治矛盾不断扩大。

　　金兴圭：韩国亚洲大学美中政策研究所所长，政治外交学系教授；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政策咨询委员，外交部外部革新委员会委员长，国防部陆军政策咨询委员。

　　坦率地讲，新冠肺炎疫情使这种全球化的趋势暂停了。截至2021年8月底，全球确诊超2亿人，死亡人数超过400万人。在受灾最严重的国家美国，死亡人数超过60万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之和还要多。具体来说，疫情给世界各国人民面对面交流带来了困难，中断了旅行和移民等。由于生产和需求同时遭受重创，全世界范围内经济缩减约6%，美国和西欧主要国家的经济受到的打击相对更严重。

　　王俊生：我同意两位的观点。密切的联系与沟通是全球化发展的基础，也是其主要特点，否则世界各国就成了“孤岛”，也就没有全球化。就此而言，不可否认，疫情确实给全球化的发展带来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疫情暴发后，各国基本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入境管理限制，人们也自我隔离、避免不必要往来，疫情削弱了各国间人员的相互联系和沟通。比如，2020年4月6日，入境韩国的中国人人数竟然为零，创下自1992年两国建交以来的历史纪录。此前，中韩关系是人员交流最为密切的双边关系之一，赴韩中国人近年来平均每天近2万人。这虽然是一个极端案例，但由此可以形象地看出疫情对于国家间人员交流的影响。虽然疫苗接种等科学防疫措施正在推进，但是变异毒株依然威胁全球整体的疫情防控，国家间的人员面对面联系基本上还处于“暂停”状态，呈现“出不去”“进不来”的状况。

　　王俊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

　　作为国家间活动最积极最活跃的经济活动，也一定程度上被按下了“暂停键”。全球经济发展可以分为生产领域的全球价值链体系、销售领域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截至目前，许多跨国企业仍然处于缓慢的复工过程中，国际贸易和国际交易量随之大幅下滑。2020年，除中国外，其他所有主要经济体都是贸易负增长。作为最大贸易国的美国，其货物贸易总额为38391.8亿美元，同比下降8.8%。其中，进口额24075.5亿美元，同比下降6.2%；出口额14316.4亿美元，同比下降12.9%。国际贸易下滑反映出因疫情影响生产和销售的“本土化”趋势。伴随着贸易下滑，有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某些国家甚至呼吁并实施本国企业从国外回流本土的政策，这在美国身上表现得最为显著。特朗普政府公开以“美国优先”政策统领内政外交，拜登政府也于今年1月签署了所谓“购买美国货”行政命令。基于全球发展和全球意识的共同发展本来是全球化的另一基础和重要特点，也就是说各国均意识到本国的发展离不开全球的发展，要坚持全球和本国的共同发展，而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发展，甚至为了自身发展以损人利己的方式限制其他国家的发展。可见，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化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

　　疫情也对全球化的参与主体造成一定冲击，国家主义开始回潮。全球化的参与主体并非仅仅是国家，而是十分多元化的，包括各类国际组织、企业和个人等，这是全球化的韧性所在，也是基础所在。实际上，各类国际组织规范和推动了国家间交流，而企业和个人等则是国家间人员交流与贸易交流的主力。但随着疫情的暴发和加剧，即使是强调“小政府大社会”的西方国家也开始强化行政权力，不少国家还通过实施“紧急状态”强化政府权力。过去多维立体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呈现出单维平面的特点——在此背景下，国际组织及其全球治理的作用下降，人员和企业等交流主体的影响力下降，这显然不利于全球化发展。

　　全球化的问题要在进一步全球化中解决

　　赵全胜：我认为全球化发展的根基没有动摇。由于疫情的流行，全球化的发展确实受到了暂时的限制和阻碍，但这些限制和阻碍并不会对全球化造成根本性的逆转。其原因是：全球化的发展已经使得各个主要国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换言之，即便遭遇暂时的挫折，全球化仍是大势趋。一些世界性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都继续发挥着全球性的领导作用。

　　美国总统拜登也抛弃了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努力回归多边主义，当然他特别强调的是美国与盟国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二战后全球化的发展。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的“两极世界”走向了后冷战时期的“单极化”，即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成为世界霸主，直到随后出现中国崛起才形成了可以被称之为“多极化”的格局。因此，全球化其实一定程度上是国际格局改变所造成的产物。

　　全球化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理念，其实是与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流行的冷战思维相对立的。冷战思维是两大集团意识形态不同所导致的对抗关系的产物；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相互依存，大家共同走向发展。这就为解决战争与和平这一国际关系领域中关键的、相互对立的历史命题提供了可能的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要是强调和平与发展，而不再是拘泥于战争与和平二元对立的历史局限。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面的发展所包含的意义很多，不只有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其他诸如可持续发展、脱贫攻坚等举措，都是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只要中国持续崛起的背景不变，多极化趋势不变，未来全球化一定会持续向前蓬勃发展。

　　金兴圭：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警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自由主义秩序可能会消失，回到过去的城堡时代”。世界不可能再回到疫情之前的时代，人类将面临生死攸关的考验。如何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现象，不仅是国际关系学界应该思考的，而且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大课题。

　　在疫情暴发之前，人类文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全球化形成的世界层面的相互依存结构的支撑作用。中美战略竞争受疫情影响进一步加强，美国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感情和竞争心理进一步增强。美国希望在可能导致权力转移的核心技术领域与中国进行“脱钩”，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其他国家正面临在中美之间进行困难的抉择，这将给全球化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尽管中美之间存在严重的战略竞争，但全球化的趋势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仍将继续存在和发展。不过，在部分领域，随着中美之间竞争日趋激烈，“脱钩”现象加剧，将会出现全球化、新的地区主义和小多边主义同时混杂一起的局面。

　　全球化发展的前提是国家间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科学技术、交通和通信的发展，从而进行合理分配。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合理的现象也存在，比如造成一个国家生产、另一个国家消费的现象。在这样的世界中，一个国家要具有国际新领导能力，就需要超越“民族国家”体制带来的“自私的特性或本国中心主义”，提供世界必需的公共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可能性。

　　8月20日，中国政府援助的国药新冠疫苗运抵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这是中国向菲律宾援助的第三批新冠疫苗。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0日说，感谢中国始终支持并帮助菲律宾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体现菲中两国深厚友谊。新华社发

　　王俊生：从时效性看，疫情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只是暂时的，因为各国采取的隔离手段更多是基于新冠病毒的高传染性而采取的避险措施，并非反全球化的措施。相反，全球化发展的根基并没有动摇。一方面，是比较优势带来的自由贸易。当今世界已进入分工高度精细化的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包揽所有产品的生产，甚至也难以包揽一种产品生产的全过程。据统计，目前2/3的世界贸易是中间输入件，而非最终商品和服务。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国家都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由此带来的相互合作和分工深化提高了生产力。一项针对40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如果停止跨境贸易，全球最富有的消费者会丧失28%的购买力，而最底层10%的人口会丧失63%的购买力。自由贸易带来自由流动，而自由流动的主体不仅仅是国家，更多的是企业和个人等。可以想象，疫情在全球层面缓解或者结束后，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并不会发生改变。

　　另一方面，作为全球化载体的现代科技仍然在继续发展。轮船、铁路、航空大大缩短了国家间距离，即使远在地球另一端都有天涯若比邻之感，网络等信息化媒介又带来全球层面的信息流，各国科技人员通过学术交流和联合研发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科技共同体。这些全球化的载体不可能因为一次疫情而倒退，反而会继续发展，这是人类不断挑战自我和追求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比较优势及其背后的非国家行为体互动是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科技发展助推这种动力转化为现实。

　　同时，当今世界已经形成各种比较成熟的机制来规范全球化，大多数机制不可能因为疫情而消失。现在全世界有5万多个国际组织，各自颁布了许多规范和决议。联合国自身有很多系统，如安理会系统、世界银行系统、生物濒临灭绝拯救系统、妇女保护或者儿童救助系统等。疫情结束后，这些机制只会随着人类的交往进一步强化、增加和成熟，成为全球化向前发展的制度基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领导力的重要资产

　　赵全胜：我们要坚定信念，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但要国内脱贫，国际上也要携手共同发展。先贤强调“人类大同”，为了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我们要继续秉承这一理念。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学科和理念，比如国际经济政治学就非常强调相互依存的理念。这些学科开始逐渐成为显学，表明它们具有指导全球化的现实意义。

　　更具体地讲，我们应该加强全球治理。这既包括以联合国为平台和中心的各种多边机制，也包括国家在相互竞争的同时也要挖掘各种合作的可能性。以中美关系为例，两国可以在共同抗击疫情、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寻找最大公约数，同时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诸如中东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也有着合作的可能。应对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危机急需各国合作，以气候变化为例，单凭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都很难解决问题。在灾难性事件面前，人类一定要合作，单边主义是逆潮流而动。

　　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要进一步加强互联互通。当下，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甚至是孤立主义并行共存，要更高举多边主义的旗帜，最重要的是要避免民族主义泛滥，要避免主要大国之间发生冲突。

　　在多极化的今天，我们要更加关注世界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其中，新兴经济体的蓬勃发展尤为值得观察和研究，二十国集团的出现证明了这一点。新兴经济体之间也在努力谋求合作和发展，如“金砖国家”机制的建立。

　　中国要重视科技，同时要坚持文化发展与国际交流，这有助于增强软实力。中国要继续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让“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和平”成为世界的主流思想。如此，中国就一定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拔得头筹。一句话：“做好全球治理，奔向人类大同。”

　　金兴圭：随着新冠病毒的扩散，人类得到了新的教训。我们看到世界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彼此是多么脆弱。我们体验到之前相对轻视的非传统安全领域是多么重要，特别是气候变化、环境灾难、疾病、网络领域灾难，与传统安全相比，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灾难同样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在互联互通的世界里，现有的民族国家体制很难做出适当的应对。超越这一体制来构建蓝图和应对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还需要国际领导能力。“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领导力的重要资产和试验场。如果中国进一步加强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强化对世界公共产品的贡献，中国的领导力将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进一步肯定。

　　世界不希望中美之间出现敌对的极端对立、冲突或零和的情况。希望中美两国能像中国所提出的那样，在和平共处、共同繁荣的同时，共同面对世界范围内的挑战。从韩国的立场来看，希望中国在促进朝鲜半岛无核化、打造所有人都能共存繁荣的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王俊生：疫情席卷全球恰恰证明今天的人类已经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球化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完善的问题，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后者是全球化遭遇阻力的主要原因。对此，要加强道义呼吁，提升更多国家的自觉性，加强公众教育，培养未来领导人的意识。同时要加强机制建设，规范全球化的公平发展。对此，二十国集团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二十国集团合作机制的形成，为当前的抗疫合作，尤其是后疫情时代国际社会携手合作推进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启示。未来，无论是应对危机，还是为全球化健康发展保驾护航，都需要更有效、更具代表性的全球治理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系硕士研究生赵翊博为本文外文稿的整理作出贡献）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04日08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