膜拜什么意思（后亚文化圈层，网络社会“新部落”）

导读：编者按: 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新型社会形态，其变迁的核心是信息处理技术带来人们彼此之间的交往方式的变化。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龙，苏州大学传媒学院2019级研究生

　　编者按: 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新型社会形态，其变迁的核心是信息处理技术带来人们彼此之间的交往方式的变化。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龙，苏州大学传媒学院2019级研究生李超，在《传媒观察》2021年第6期发文认为，作为“新部落”的网络亚文化圈层表现出三个方面的显著特征：流动的场域、纯粹的社交和共享的情感。就其与网络亚文化“新部落”的联结来看，体现出四个方面的特性：交叉重合的圈层场域促成多元身份形塑，新部落圈层内部交往形成了情感纽带，符号互动中建构了圈层社交规则，从功能上说则建立了圈层归属感，产生了新型交往实践和生活方式，助推圈层经济的发展等。

　　后亚文化圈层，网络社会“新部落”

　　陈龙 李超

　　互联网文化与新青年文化高速发展的当下，文化类型和文化产品极大丰富，文化市场不断细分，绝大多数网民都可以被划分至一定的亚文化圈层中，如电竞圈、二次元圈、国风圈、模玩手办圈、硬核科技圈、潮流圈、耽美圈、萌宠圈……而哔哩哔哩视频弹幕网站上就涵盖了7000多个兴趣圈层。在复杂多变的互联网环境中，亚文化圈层呈现出更加显著的多元化、后现代性和流动性特征。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提出的部落主义理论描述了因共同的兴趣和情感联结聚集起来的人群和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隐喻概念，为我们理解网络亚文化圈层现象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本文以后亚文化的视角切入，借助新部落理论来思考网络圈层的特征与意义，以期对其形成全面、立体的认识。

　　一、后亚文化“新部落理论”视野中的网络群体

　　在后现代语境下，网络亚文化具有碎片化和流动性的特点，个人可以从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这些文化群体为他们提供了多样化的亚文化轨道。群体不再是个人聚焦的中心，而是一系列的焦点或“站点”，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在重新定在另一个站点和选择一个不同的身份之前，可以选择暂时的角色或身份。相应的，群体这个字也不再被认为是具备必要的永久的或有形的特点。很明显，这个关于群体的概念和预想的亚文化理论存在相当大的不同。这体现了一种后现代理论视角，亚文化的参与者不再固定依附于一个群体，群体对个体的控制力衰弱了。在后现代社会中，约定俗成的准则和规范已经丧失了它们的合法性，种种社会关系和制度的任意性被深刻地揭示出来。后亚文化学者所做的研究，突破了伯明翰学派早期在结构主义理论背景下对个人和群体关系的固定化解读。基于这种认识，我国学界有学者总结新部落的三点特征：首先“成员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共享情感时的体验”；其次内容上“重视的是一种与进步相反的观点，如社区、地方感、怀旧”等；第三是新部落具有“不稳定性和流动性”，而社会个体与“新部落”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一种“不稳定性和流动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后亚文化部落理论的一种深化和回应。

　　二、作为“新部落”的网络亚文化圈层

　　在网络空间，各种意见和趣味不断排列组合，形成一个个文化圈层。青年群体得以从日常生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共同的兴趣和情感体验为基础，以恶搞、戏谑、黑话等符号为身份区隔的方式，在一个又一个部落中交流、互动、游走。马费索利特别重视比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它可以让我们通过参考过去的传统来描述当下所拥有的那些东西。由此，我们也可将网络亚文化圈层隐喻为网络社会的“新部落”。作为“新部落”的网络亚文化圈层表现出三个方面的显著特征：流动的场域、纯粹的社交和共享的情感。

　　（一）交叉重合的圈层场域与多元身份形塑

　　网络亚文化圈层带来了一种新的人群聚合模式。当一种圈层形成之后，久而久之圈层内部就会形成一套共同认同的规则，圈层就会自动形成一种约束成员的力量，一种弱关系影响力量——“场域”。我们进而可以将网络空间中的亚文化圈层看作一个个新型流动场域，活跃在趣缘文化前沿的青年群体根据共同的情感/感受、兴趣、爱好、品味聚集成一个个新部落。群体聚集的方式不再是阶级、性别、种族等传统的结构性因素，而是强调以趣缘为核心，在网络互动中的一种共感和瞬时的体验，体现出马费索利所指的一种从理性文化到“直觉文化”的转向。这种后现代部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是排他的：每个人都按照日常中的不同时刻而分属于几个不同的部落，因此就在生活中不停地转变所谓“身份”，即马费索利所指的人的多样的身份化过程，区别于现代性下个体所具有的单一身份。换言之，网络社会中的人们可以在不同的甚至相互重叠的部落里扮演不同的角色。

　　网络空间的场域有别于传统经济、文化的场域，不具有绝对的统摄性和影响力。但无数的圈层就有无数个场域交叉重叠，形塑着网民的行为方式、兴趣、爱好，甚至影响彼此的意识形态。例如，那些经常出现的恶搞、戏谑往往带有一种抵抗性。社交媒体时代，声势浩大的群体政治方式淡去了，但以圈层方式聚集的群体依然活跃，网民个体在新部落圈层中可以获得归属感，从而避免了网络时代的孤独感。网民个体可以是某一个新部落圈层的成员，也可以是多个圈层的成员，出入各种圈层的网民个体需要变换不同的身份，在不同圈层场域中自然就形成多元身份适应问题。用不同的身份表达，是一种典型的网络亚文化政治表征。这种飘忽不定的关系形态呈现出更加开放、多元的特点，具有高度弹性空间，呈现出一种后亚文化的组织关系。交叉重叠的场域塑造了复杂多样的网民个体特性，而主体性是否还存在或主体是否还能独立都是值得商榷的。

　　（二）新部落圈层内部交往的情感纽带

　　网络亚文化圈层提供了一种新的交往实践方式——以情感性为核心要素的新部族社交。网络亚文化圈层以兴趣会友，具有明显的网络社交特征。

　　共享的情感是网络亚文化圈层联结的纽带。在后现代社会中，情感俨然已经成为了“首要的社会关系”，因为它代表着“人类互动的最高复杂性”，创造并联结起新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群体。情感的重要性可追溯至Spinoza对于情感的定义，即“行动的力量”（power to act），根本在于情感本身被赋予了价值内涵，成为了“自我价值化的空间”（spaces of self-valorization）。新部落成员之间那些直觉的共享的情感和共通的体验才是他们能够真实联结的本质。这种共享的相似的情感/感觉在饭圈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三）符号互动和圈层社交规则的重建

　　互联网早期的熟人社交、主动性社交正在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基于高度的趣味和文化认同的圈层社交。生长于互联网时代，网络新部落群体的许多行为往往是和社交行为强关联的，他们是非常愿意为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买单的一群人，也就是俗称的“为爱氪金”。基于共同趣味而走到一起来，也因为这种相似的行为举止，使他们开始用一种无需挑明的话语方式和特殊符号来进行内部交往。而行家的表现往往更是能获得圈层内部的尊重和膜拜。

　　网络亚文化圈层的内交流系统形成了自身特殊的话语规则，其中包括语言、文本、图像等具体的信息和文化内容的传播和接受。新部落圈层发展出内部成员专属的密码语言，各种掺杂着非主流价值观的文本在亚文化圈层中流行。这些都直接体现着互联网文化的边缘化策略，表现出对主流文化文本的解构能力。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相呼应，互联网文本则展现了语言的易变性、不稳定性和作者的不确定性。传统的亚文化理论强调亚文化符号意义的确定性和本真性，但后亚文化研究者则看到了亚文化风格被解构的可能性，而互联网亚文化风格正具备这一特性。

　　三、网络亚文化圈层的“新部落”功能

　　网络社会中圈层亚文化“新部落”功能如何体现？从新部落较于传统部落的变化出发，结合亚文化圈层现象，可以从文化、组织、个体和社会四个层面来进行分析。

　　（一）从地域关联到空间依恋：圈层归属感的建立

　　网络时代的新部落则打破藩篱，不再受地域、血缘、氏族的约束，只因共同的趣味、相似的品味而联结，建立起所谓的“趣味共同体”。原则上，只要是有相同的兴趣爱好和相似的审美品味的人都可以加入进来。在美国社会学者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看来，现代文化只与趣味有关，不一定“承载”什么价值规范。甘斯由此提出了“趣味公众”（taste publics）这一概念。他认为，“对价值和趣味文化内容作出相似选择的特定趣味文化的使用者，可以被描述为个体趣味文化的公众，即趣味公众。这些公众不是组织起来的，而是非组织化地聚集起来的”。这种建立在趣味共同体基础上的亚文化圈层，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亲近感，并渐渐形成组织性的差序格局。

　　澳大利亚学者安妮·哈迪、安迪·班内特（A. Hardy，A. Bennett）在其所著《球场外的部落主义：一个流动的尾随者社区》一文中指出，新部落圈层为其成员提供了一条途径。以球迷球场外的尾随部落为例，球迷尾随球星的活动把球场外空间变成了一个社会“场所”，在这里产生了意义，培养了依恋感。对体育景观的热爱可能源于对特定体育场、球队和/或球员的强烈依恋。在这个空间里，社区得以建立，身份得以建立，忠诚得以建立，记忆得以保留。正如美国心理学学者史密斯和斯蒂沃德（A. Smith，B. Stewart）所说，“对集体认同的这种需求可能是部落的，为自尊的维护和提升提供了途径”。新部落圈层看似松散型的组织，实质充当了一种圈层部落成员精神家园的功能。在一些影响较大的饭圈，粉丝除了组建粉丝群之外，还依托网络媒体搭建突破粉丝圈层影响力之外的公共平台，例如明星的微博粉丝站子就是典型的代表。“站子”是指“粉丝依据自己的力量所建立的粉丝网站，是连接粉丝和偶像的一种自发组织，每一个站子背后都有一个围绕站子形成的粉丝社群”。站子的建立，使得非粉丝的普通网民也能够有机会查找和浏览到偶像的信息，从而演变成一个开放的资讯平台，而“体量大、影响力大的站子甚至能够获得与偶像亲近的机会，并从官方得到第一手消息”。粉丝站子的建立，从功能上说，它使粉丝的身份合法化，并实现了与偶像的连接，在饭圈群体不断的网络化行动和共同表演（如应援、打榜、抡博、控评、反黑等）中，其存在的社会可见度逐渐凸显，其政治潜能和公众性的目标追求也得以体现。

　　（二）从“邻近”到“敞开”：新型交往实践和生活方式的产生

　　首先，从传播场域来看，网络亚文化圈层的交流互动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流通的，圈子中的成员可以不仅仅是这一个圈子的成员，它还可以同时是其他圈子的成员，甚至可以是资深的核心成员。圈层的功能就是使圈粉接受圈层内部交往行为规则的规训，不同的圈层有不同的规则。圈层内部成员的交往越来越制度化、规则化，这是内部交往实践由简单走向复杂的必然结果。组织内部的交往行动使成员保持着一种参与热情，圈层场域经由成员交往行动的再生产支配形式而被强化。

　　其次，从生活方式来看，互联网和信息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亚文化主体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数字时代，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青年一代向往更加自由、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他们可能因趣味、情感而集聚，也可能因此而离散，体现出了一种“活在当下”的时代特征，一种被现代理性主义以“进步（le progrès）”的名义抑制了的“非理性（non-rationalité）”的回归。圈层参与活动反映了青少年网民的生活态度，那就是张扬自我，随心所欲。青少年网民在现实空间反抗、抵制成年人文化，表现出与父母成年人不合作的姿态，但却愿意在圈层内部听从圈层意见领袖的安排，愿意随圈层集体行动。这两种截然对立的人格表现，正是新部落圈层的一种特征。

　　（三）从“圈地自萌”到文化交融：亚文化圈层政治潜能的激发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国内文化市场由主旋律文化主导，圈层文化一直处于“圈地自萌”的状态。“圈地自萌”指的是在圈子内部“自得其乐”的一种行为方式，体现出明显的“区隔”属性。这种方式也可被视作一种自我保护，“一种维护自我精神世界、抵抗外部伤害的内向型自我防御机制”，不在公众平台争论或宣扬，也不受外界的纷争与干扰。得益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分散的圈层得以突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碰撞、交融甚至整合成全球性圈层。饭圈的明星全球粉丝会就是其中典型。

　　从“圈地自萌”到文化交融，圈层显现出激发亚文化圈层政治潜能的功能。这表现在：其一，圈层创造了不同亚文化主体兴趣交流与分享的聚合空间，身处不同地域的亚文化主体，可以不受地理位置和社会地位的限制，通过互联网进行协作和共议。其二，亚文化圈层基于兴趣形成的“趣味共同体”，继而成为他们情感维系与认同建立的“新部落”，他们的文化实践“更倾向于共同体内部文化趣味的自得其乐”，因而，网络亚文化圈层的文化实践从根本上就带有逃避、反叛的特性，体现了公众性的目标追求。其三，在当前传统主流媒体公共产品匮乏的情形下，亚文化主体可以通过各种网络能够承载的符号，进行协同合作和媒介文本的再次创作，这种网络空间的协同与共创具有缓解亚文化圈层社会焦虑的功能，同时，这一文化实践也具有转化为政治参与的潜能。

　　（四）圈层营销的出现：粉丝经济发展的机遇

　　随着我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市场进入精细化运营模式，针对不同垂直人群的细分市场应运而生。在互联网解构之下，社会经济各元素重新被分类、聚集，人们倾向于和有共同兴趣、态度、爱好、价值观的人群打交道，形成特定的社交和消费圈子，即所谓圈层；背后的核心支撑为圈层文化，由此而产生的小众经济形态即圈层经济。目前，圈层经济已成为当下市场经济的主流风潮，如何与特定的圈层用户进行沟通并实现高效转化，成为了当下品牌主的核心诉求。由此，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圈层营销的方法论。例如，有相关的营销报告中就指出了圈层营销的两个关键点：其一，打造品牌文化，推进圈层文化融合；其二，降低圈层文化门槛，以“出圈”为核心目标。圈层营销的出现伴随互联网技术的持续创新迭代，将有助于圈层边界的消弭、重建，部分小众圈层开始“出圈”，走向大众视野，提升“可见性”，进而推进圈层文化融合共创，推动网络社会文化繁荣共生。

　　根据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CBNData）天猫、huya虎牙联合发布的《Z世代圈层消费大报告》发现：中国的Z世代人群约1.49亿，每月可支配收入高达3501元。这意味着，青年亚文化圈层正成为中国互联网消费的中坚力量，不仅消费力强，还乐于为兴趣买单，这将极力助推圈层经济的发展。

　　四、余论

　　社交媒体时代，在看到圈层作为网络亚文化“新部落”功能的同时，还需警惕亚文化圈层建构/传播中多元化与同质化共存、组织性与流动性共存的悖论，碎片化和流动化的文化宿命，以及“伪公共性”的陷阱。圈层化的传播特点不仅使亚文化的多元性极大丰富，也使亚文化圈层越来越固化于自己的趣味。圈层组合的自由也带来了碰撞与分歧，不同圈层之间、圈层内部之间，由于个体的复杂性、异质性和层级差异，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与冲突，甚至掀起互联网战争。圈层呈现更强的组织化和可见性的同时，也充满着不确定性。最后，圈层激发的政治潜能可能只是亚文化圈层在前台的“共同表演”，是伪公共性、政治盲动或文化从众。因此，如何引导亚文化圈层“公共性”的建立，促进“圈层”功能的发挥就成为了应该予以重视的关键问题。

　　（载《传媒观察》2021年06月号，原文约10000字，标题为：网络社会的“新部落”：后亚文化圈层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网络亚文化的传播机制与引导研究”（18ZDA313）、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Postgraduate Research＆PracticeInnovation Program of Jiangsu Province）“信息过载状态下建设性新闻的价值研究”（KYCX20_2540）的阶段性成果。此为节选，图表和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

　　陈龙，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超，苏州大学传媒学院2019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