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在哪（特稿｜黎巴嫩碎片）

导读：澎湃新闻记者 喻晓璇 汪伦宇　　“在贝鲁特，存在到毁灭只需要一秒钟。”经历过15年内战的祖母曾经告诉巴希尔·拉的这则“真理”，在战争结束的30年后再次应验了。　　上个世纪

　　澎湃新闻记者 喻晓璇 汪伦宇

　　“在贝鲁特，存在到毁灭只需要一秒钟。”经历过15年内战的祖母曾经告诉巴希尔·拉的这则“真理”，在战争结束的30年后再次应验了。

　　上个世纪80年代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被当时许多战地记者认为是“地球上最荒诞的地方”：乐观的人们谈论暴力的方式如同谈论天气，热情的派对晚宴永远少不了枪炮的奏鸣。而一个月前的傍晚，地中海岸的一声巨响再次冲击着贝鲁特人的内心防线，那是巴希尔这样的“战后一代”从未经历过的毁灭。

　　8月4日发生的贝鲁特港口大爆炸为这个城市留下了一道巨大创口。面向大海的码头上炸出了一个13米深的大窟窿，港口高耸的谷仓被拦腰炸毁，散落的黄色玉米粒堆积成山，同焦土一起把蔚蓝的海滨染成了褐色。在这场灾难中，至少190人死亡，超6500人受伤，3人失踪，方圆两公里内的建筑不同程度受损，30万民众无家可归，直接损失达30至50亿美元。

　　更大的顽疾在废墟与焦土的创口之下被揭露——政府机构的腐败与失能、宗派政治的撕裂与固化、抗议民众的愤怒与无奈……

　　贝鲁特爆炸现场

　　优渥的地理位置让贝鲁特千百年来都是地中海东岸重要的商贸关节点，但也仅限于商贸，贝鲁特没能像大马士革或巴格达那样，孕育出雄踞一方的帝国。被委任统治下的仓促“建国”、“宗教博物馆”式的人口结构，“先天不足”的黎巴嫩缺失了关于“国家”的集体记忆，徒留破碎的宗派与族裔身份认知。而政府的制度性腐败失能、地区内外政治势力的角斗纵横，让这个国家的“后天”也难逃悲剧宿命。

　　大爆炸已过去一个月，“蘑菇云”留下的漫天焦土气息终究会散去，黎巴嫩人的灾后重建，以及对真相的追问与追责正在继续。而就在3天之前的9月1日，恰逢现代黎巴嫩的前身——“大黎巴嫩国”建立100周年，蔚蓝海岸边的破壁残垣似乎昭示着黎巴嫩人的“现代国家”构建之路仍漫漫。

　　两个时间点的微妙重合，让一些黎巴嫩人感到，在这片以坚韧雪松为标志的土地上，他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实验已经失败了。但也有人看到，毁灭过后是新生的希望，爆炸过后更多黎巴嫩人把“改变”作为共识，在黎巴嫩一直都稀缺的“国家”意识在百年之后开始变得强烈起来。

　　下一个百年，黎巴嫩能否摆脱破碎而悲剧的宿命？

　　灾难

　　2020年8月4日下午5点半，瑜伽教练巴希尔·拉把手机调成了静音，开始在自己位于贝鲁特蒙诺街（Rue Monnot）的公寓里为学员们上课。这条鹅卵石铺成的单行道位于繁华的贝鲁特中央区东侧，步行十几分钟就能抵达贝鲁特海港。

　　坐落在闹市一隅的二楼，巴希尔的公寓被印花地砖、扎染花布和层层叠叠的艺术品装饰得颇具东方风情，屋里熏香与音乐缭绕，意在让人获得内心平和。

　　直到那个傍晚，巴希尔的课堂不再平静。他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回忆称，下午5点50分左右，外面的街道隐约传来消防车呜呜的鸣叫声，空中似乎还有直升机盘旋，“气氛异常”。

　　又过了大概一刻钟，巴希尔突然感到房间剧烈摇晃。“地震来了！”巴希尔一个抱头俯卧冲着在场的7名学员喊道。就在他叫喊的那一瞬间，一阵巨大的声浪伴随着尖锐的玻璃碎裂声刺痛了耳膜。

　　仅仅一秒钟的工夫，震动停止，窗户只剩下框架，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的自画像在墙上晃荡了几下，啪的一声摔在了一地碎玻璃的中央，一旁的女学员捂住被玻璃划伤淌血的半边脸，身体抽搐，呼吸颤抖。

　　回过神的巴希尔向阳台跑去，迎面而来的是粉尘和焦土气息，街上撒满了玻璃碎片，停在马路一侧的车辆顶部被墙体脱落的碎块撞击得坑坑洼洼，人们出于本能尖叫着、奔跑着。他冲下楼去，拦住一位怀抱婴儿的叙利亚女人，用标准阿拉伯语大声询问她发生了什么，但那女人似乎完全忘记了这门语言，目光里只写着惊恐……

　　爆炸后巴希尔的阳台。采访对象供图

　　在这声巨响震动全城的大约半小时后，巴希尔才完全意识到，港口发生了爆炸。

　　人们开始确认彼此是否无恙，几乎每个贝鲁特居民的电话都是忙音，电信服务一度中断。和其他黎巴嫩人一样，巴希尔的社交网站账号收到了无数个捕捉到港口爆炸的视频。

　　关于港口爆炸的最初报道来自于《洛杉矶时报》驻贝鲁特记者纳比赫·布鲁斯（Nabih Bulos）下午5时54分在推特上发布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港口仓库燃起大火，朝向大海吐出滚滚浓烟，灰色与黑色层层堆叠，海面上方湛蓝的天空被土黄色渲染。接下来的十分钟内，社交网络上不断传出大火的视频，闪着警示灯的消防车出现在了仓库附近，此时烟雾中隐约传出鞭炮般劈劈啪啪的清脆声响，随后变成一阵阵沉闷的炸裂声。

　　下午6时7分25秒左右，火势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剧，浓烟下方腾起一团熊熊烈焰，一些膨胀开来的白色絮状物漫天飞舞。35秒后，伴随着一声巨大轰鸣，一朵暗红色的蘑菇云从明亮的火焰底部拔地而起，海面上腾起的一波巨型白色水雾逆时针飞旋，震荡了镜头范围内可见的一切——这是最后的大爆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碎了2公里外的玻璃，250公里外的塞浦路斯也有震感。

　　据英国《独立报》报道，贝鲁特消防部门匿名官员称，他们在起初小规模的爆炸发生时就已收到警方通报的火情。一个名为法迪·马兹卜迪的官员表示，两名消防员曾向上级请求更多增援，称他们携带的3吨水无法扑灭如此规模的火灾。然而，就在这通通话结束时，最后一次爆炸发生了。

　　女消防员萨哈尔·法尔斯（Sahar Fares）是首批抵达火灾现场后失踪的10名响应者之一。在向未婚夫发送了一段确认自己无恙的视频后，她26岁的生命定格在了那个试图闯入爆炸仓库的瞬间。

　　女消防员萨哈尔·法尔斯

　　爆炸后的几天里，数十名失踪人员的照片遍布电视屏幕和社交媒体，他们大多是贝鲁特港口的员工和附近的居民。《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爆破与采矿顾问公司总裁吉姆·卢德维恰克（Jim Ludwiczak）的分析称，失踪者极有可能无法找到，因为距离爆炸点过近的人“很可能已经被汽化”。

　　爆炸发生的贝鲁特港口位于城市核心地带。据《纽约时报》报道，爆炸半径约3公里之内的建筑都有损毁，覆盖了超过75万人的居住区域。巴希尔公寓所在的阿什拉斐耶（Achrafieh）街区以及附近的杰美扎大街（Gemmayzeh）、马尔·米哈伊尔街区（Mar Mikhael）是整个贝鲁特受损最严重的地区。这一委任统治时期黎巴嫩最负盛名的“十里洋场”，经历内战枪林弹雨未倒，在1990年代不断散发出嬉皮士式的勃勃生机，却在一声巨响后顷刻变为了“鬼城”。

　　灾难当头，治病救人的医院也已不堪重负。在爆炸方圆500米之内至少有5家医院，更远范围内的十几家医院也都受到重创。在距离爆炸港口约3公里处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医院，有医生称天花板掉落砸在了病人身上。随着受伤人数显著增加，贝鲁特各大医院人满为患，医生和护士不得不拒绝接听求救电话。

　　送走了受轻伤的学员，巴希尔环顾四周，公寓已无处落脚。等到打扫完公寓的碎玻璃已是第二天下午1点，疲倦的巴希尔一头倒在沙发上睡去，直到下午5点醒来时，发现成群结队的人拿着铁锹、扫把和簸箕清理街道，仿佛“整个黎巴嫩的人都赶到了贝鲁特”。巴希尔深受触动，他在当天即组建了一支救援队，开始筹钱，搜寻废墟下可能掩埋的幸存者，为无家可归的人寻找住处。

　　除了钱和住处，巴希尔也开始为人们如何果腹而发愁。他走在市中心布满尘土瓦砾的烈士广场上，看到穆罕默德·阿明清真寺外搭起的食物救济点挤满了一夜未合眼的人，他们一手抄着扫把，一手接过夹着几片菜叶的三明治，苦涩地咀嚼着。

　　爆炸后第二天，无家可归的女孩 采访对象供图

　　爆炸发生前，由于通货膨胀加剧造成食品涨价，黎巴嫩已经出现粮食危机的迹象。爆炸摧毁了港口一座储存有全国85%进口谷物的粮仓，黎巴嫩经济和贸易部长拉乌尔·尼迈8月4日称，目前黎巴嫩的储备粮仅够维持一个月。

　　“这是灾难，是谋杀，所有东西都轰然倒塌，不仅仅是玻璃。”巴希尔称自己本是个冷静的人，但是这场爆炸过后他感到莫名的愤怒，这种愤怒并非源自个人的得失，而是被一种“和平时期比战争时期更甚的混乱”所驱动，他和千千万万个贝鲁特人一样“需要讨个说法”。

　　追责

　　然而，要想追责“讨个说法”并非易事。

　　在爆炸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对于灾害发生的缘由便众说纷纭，直到事发一周后的8月11日，才有了一幅相对完整的图景——据路透社报道，一名黎巴嫩安全官员透露，爆炸当天，一队叙利亚籍工人接到指令来维护贝鲁特港口的12号库房，他们的任务是加固库房大门并补上仓库南侧墙壁上的破洞。该官员描述称，就在他们进行焊接作业时，一些火星溅落到了同在12号库房内放置的烟花爆竹上。这些火星约一小时后引发了大火，随后火势蔓延到仓库里堆放着的硝酸铵上，温度超过了210度，2750吨硝酸钠随之爆炸。

　　2750吨硝酸铵，是黎巴嫩政府在第一份调查声明中就公布的引发爆炸物。但这批威力堪比“小型核弹”的危险品的责任归属，却并不清晰。

　　专门记录轮船扣押信息的网站shiparrested.com显示，2013年9月23日，装有2750吨硝酸铵的货船Rhosus号悬挂着摩尔多瓦国旗，从高加索小国格鲁吉亚出发，目的地是非洲的莫桑比克。船主是一个名叫伊戈尔·格里舒斯金的俄罗斯老板。

　　当Rhosus号航行到土耳其附近海域时，人在塞浦路斯的格里舒斯金却打电话告知Rhosus号船长，称自己没钱缴纳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费用。2013年11月，船长将船暂泊贝鲁特港，希望能在那儿接些小单赚现金。但是船员们很快发现，已有三四十年船龄的Rhosus号空间不足，放不下新货物，计划只好作罢。

　　贝鲁特港口的黎巴嫩官员登上Rhosus号后发现，这艘船已不具备继续航行的条件，又因船方拖欠停泊费，于是暂时将船扣下。英国《卫报》报道称，在这之后，格里舒斯金就“消失”了，不再接听电话，也不与港口方面商谈如何安置船员。装满硝酸铵的Rhosus号犹如一颗“漂浮的炸弹”。

　　而待危险的货物卸下后，多处漏水的Rhosus号最终的命运是被凿沉在港口附近。

　　爆炸前的贝鲁特海港 澎湃新闻记者 喻晓璇 图

　　Rhosus号被老板格里舒斯金抛弃后，船员和货物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意识到船主、货主放弃船货后，黎巴嫩政府并没有向相关国际机构上诉或安排拍卖。

　　在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战争与贸易的关键点：阿拉伯半岛的航运和资本主义》一书作者拉莱·哈里里看来，目前国际航运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要为贝鲁特爆炸灾难承担部分责任。

　　“‘方便旗（flag of convenience）’制度（编者注：目前国际商业航运中的船舶开放注册和悬挂旗帜制度）为不负责任的货主遗弃货物甚至船只大开方便之门。”哈里里告诉澎湃新闻，“有些船主有意选择劳工法、环保法规比较宽松的国家注册船只，借此规避风险，船主也得以支付船员极低工资、放弃货物却不用太担心承担法律责任。”

　　例如此次涉事的航运公司注册地为保加利亚，Rhosus号悬挂的则是摩尔多瓦国旗。

　　因此，哈里里认为，尽管腐败问题严重、治理能力低下的黎巴嫩政府要为此次灾难承担主要责任，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目前的国际商业航运争端解决机制先天不利于资源少、缺乏相关人才的小国。

　　“在此类争端（船方或资方放弃货物）中，国际仲裁很少作出有利于小国政府的判决，大多都偏向于资本一方。”哈里里表示，“‘方便旗’制度诞生之时就很少考虑如何保障资方以外的相关方利益，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即便那些财大气粗的欧洲和东亚航运公司，也倾向于在巴拿马、摩尔多瓦这样的小国注册船只，以便规避风险。”

　　然而，Rhosus号的故事或许并不如此纯粹，有证据指向Rhosus号原本就与黎巴嫩方面存在联系。

　　《亚洲时报》报道称，8月21日，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告项目（OCCRP）将Rhosus号的船东确定为塞浦路斯航运业企业家查尔拉姆波·马洛里。OCCRP发现，在Rhosus号停靠在贝鲁特港两年前，马洛里以贷款形式从黎巴嫩所有的中东联邦银行（FBME）获得了400万美元，OCCRP认为抵押物就是Rhosus号。2014年，这家总部注册在坦桑尼亚的银行因涉嫌洗钱被美国财政部制裁，据称该银行“充当了客户为真主党提供资金的渠道”。

　　不过，在愤怒的黎巴嫩民众看来，无关乎国际航运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以及可能涉及的暗箱交易，Rhosus号甫一靠岸，当局就理应负责妥善处理这批危险货物。

　　据CNN报道，2014年8月，滞留一年的Rhosus号船员终于被获准离境后，贝鲁特港口方面控制了2750吨硝酸铵，它们在码头12号库房中却一放就是六年。今年8月5日，黎巴嫩信息部长证实，早在2014年就已有政府公文提及在港口存放了一批“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材料”，因此政府一开始就知晓这批硝酸铵的情况。

　　CNN掌握的一些当地法庭文件显示，黎巴嫩海关负责人巴德里·达合尔和他的前任曾数次请求法庭将这2750吨硝酸铵销售至海外，后来又提议将之卖给黎军方，但遭军方领导人拒绝。路透社援引安全官员的说法称，军方的理由是不需要这批材料。达合尔8月5日称自己总共写了六封信件请求处理硝酸铵，但全部石沉大海。然而，《亚洲时报》援引黎巴嫩法律专家报道称，根据《海关法》第205条关于危险品的规定，港口无须获取许可即可下令清理这些硝酸铵。

　　贝鲁特港口负责人哈桑·克雷特姆则透露，迟迟得不到法庭和其他上级机构进一步指示的情况下，只好继续派人维护照看12号库房和里面的货物。事实上，直到爆炸当天，还有人到库房门口查看。专职海商海事法律事务的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黄晖告诉澎湃新闻，货物存了七年，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黎巴嫩港口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危险品不宜长期存放，如果没人来处置货物，应该有一个销毁或合理处置的行为，不能无限期的存放。”黄晖表示，“根据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违规进口的危化品，海关法都有相关规定，比如说1到3个月之内，必须进行退运或销毁处理，大部分是这两种情形。”

　　经常在贝鲁特港卸货的商人埃里·法瓦兹认为这一切显得非常蹊跷，不管是船主弃货还是码头任由数千吨危险品长年占据仓储空间。

　　“船主的目的是要运货对吧？哪个商人会赔几百万美元的货，就让它那么有去无回？还放7年？上帝啊，这是什么‘慈善组织’？”他不解地告诉澎湃新闻，“如果我是港口（管理者），我肯定希望我的仓库一直都是空的，腾出地方来才能运进下一艘船的货，而不是把一艘船的货存放7年。为什么不能拍卖掉？不管没收了什么，拍卖肯定是最好的选择。”

　　种种怀疑之下，法瓦兹和很多黎巴嫩人都认为此事另有内情，与当局腐败难脱干系。

　　“我做进口生意，所以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进口打火机。我贿赂海关吗？这还用问吗？”法瓦兹说，“但是我从来不直接贿赂，有一个‘中间人’会帮我和他们搞好关系。这要看情况，在黎巴嫩没什么是绝对的，这取决于他（中间人）的老婆这周是不是想要一辆新车。”

　　自知难辞其咎的黎巴嫩政府对爆炸事故的调查和问责似乎进展迅速。爆炸后的第二天，黎巴嫩政府下令软禁数十名贝鲁特港口官员，调查法官对包括前海关关长迈尔希、贝鲁特港总经理库雷特姆等25名“涉案人员”提出了指控。截至当地时间9月1日，已有25名与爆炸案相关的人员被捕，其中16名为官员。

　　但在深谙黎巴嫩政府行事之道的商人法瓦兹看来，这些官员只不过是替罪羊。

　　“海关负责人是有罪，他是全黎巴嫩最腐败的官员之一，但你觉得他上面的人是做什么的？真正的调查结果会石沉大海，为了维护一些人的面子，他们最后会说是‘一只鸟掉在了电线杆上’。”法瓦兹说道。

　　黎巴嫩海关负责人巴德里·达合尔已于8月17日被捕。据《亚洲时报》8月28日报道，达合尔在爆炸前就深陷腐败丑闻，而他的妻子是的黎波里地区海关关长，同样手握重权。但报道援引观察人士的分析称，达合尔还仅仅是这桩案件的“冰山一角”。他的被捕将对黎巴嫩各个政治派别构成威胁——所有政党都对港口事务有一定程度介入，需要达合尔为货物进出提供便利。

　　一场大爆炸扯下了黎巴嫩政府的遮羞布，媒体对腐败官员口诛笔伐，老百姓对不作为的政府连日声讨，没有人满足于区区几个官员被捕事情就收场。8月6日起，数千名抗议者走上了距爆炸现场不远处的国会广场和烈士广场举行反政府抗议，他们高高举起“我的政府在哪里”的标语，要求政府下台、总统换人。

　　爆炸点燃的，是黎巴嫩民众长期积压的怒火。

　　很难想象，被称为“中东小巴黎”的贝鲁特，在和平年代，一天有一半的时间不是停水就是停电，人们只有使用电费高昂的私人发电机才能保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比基础设施部门更加不堪的还有金融系统。巴黎政治大学黎巴嫩籍中东政治研究员奥蕾丽·达赫尔告诉澎湃新闻，黎巴嫩有央行、商业银行和黑市三种汇率，但储蓄在商业银行的美元只能以低汇率取出黎巴嫩镑，想要换到美元就必须花高价去黑市买，“实际上这是有组织的、官方的偷窃”。

　　爆炸前，马尔·米哈伊尔街区附近，内战打烂的建筑至今未重建 澎湃新闻记者 喻晓璇 图

　　去年10月，十年一遇的森林火灾从贝鲁特东部和南部的丛林一直烧到北部山区，山火蔓延中数百个家庭被迫转移，亦有民众在火灾中身亡。山火尚未扑灭，黎巴嫩政府又宣布对WhatsApp通话进行收费，积贫的民众不再忍耐，掀起了黎巴嫩十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导致前总理萨阿德·哈里里下台，内阁重新洗牌。

　　内阁政府的轮换并未熄灭民众的抗议怒火，今年疫情稍缓后，抗议再起。

　　贝鲁特港口的大爆炸则再次将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推向了高潮。黎巴嫩著名作家亚历山大·纳贾尔（Alexandre Najjar）对半岛电视台表露了愤激之言：“（爆炸是）这个国家失败的顶峰”，证明当局甚至不能提供基本的公共安全。

　　“我已经53岁了，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国家没有一年是安生的。”纳贾尔说。

　　权力

　　在民众抗议的怒潮下，8月10日，总理哈桑·迪亚卜宣布组阁仅半年的政府集体辞职。在辞职声明中，身为技术官僚的迪亚卜无奈称自己的内阁“被政客绑架”，“腐败制度大于国家制度，国家受这种制度约束，无法摆脱。”

　　从去年10月起就参与抗议的22岁大学毕业生詹娜不满政府辞职了事——她称之为“无谓的革命”。爆炸发生后的那个周末，詹娜拿着拖把、百事可乐和洋葱，戴着口罩和防风镜，从100多公里外的黎巴嫩山赶到贝鲁特的烈士广场。詹娜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抗议无数，几乎都是和平的抗议，而这次她初次品尝了催泪瓦斯的味道。

　　“现实就是，从总统到政府官员，他们所有人都有责任，不仅仅是总理和政府，还有总统和议员，我们要改变的是整个政治制度。”詹娜向澎湃新闻透露，抗议者去年曾向议会草拟了一份政府人员建议名单，但因为被举荐者“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而遭到拒绝。

　　詹娜在抗议现场，举起标语“我很矮，但也能鄙视政客” 采访对象供图

　　“黎巴嫩政府之所以缺乏治理能力，是因为他们缺乏治理的意愿。他们不允许社会流动，那些优秀的人才都离开了，政府里剩下的人都是一些大行贿赂的腐败官员。”贝鲁特美国大学历史系讲师，《黎巴嫩山的冲突：德鲁兹人、马龙派教徒和集体记忆》一书作者马克拉姆·拉巴哈（Makram Rabah）认为，黎巴嫩目前真正的问题是，社会精英只关注如何通过统治获得资源，而对人民关注的教育、公共安全等问题漠不关心。

　　研究黎巴嫩宗派历史的拉巴哈指出，腐败的根源来自黎巴嫩实行多年的宗派政治系统。“这种系统把国家分为几个部分，却没有任何一个部分真正在为黎巴嫩人民服务。”

　　1990年内战结束后，保持战后权力分享协议中所划分的各自势力范围，一直都是黎巴嫩政治领导层的优先事项。这一切还要追溯到黎巴嫩复杂的宗教和历史源头。

　　位于地中海东岸的黎巴嫩扼守亚欧非三大陆的战略要道，自古就是文化碰撞与交融之地。基督教发源于毗邻的巴勒斯坦地区，伊斯兰教则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崛起传入，绵延几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又让位于通往圣地耶路撒冷道路上的黎巴嫩与西欧建立起联系。这片狭小的土地俨然成了“宗教博物馆”：基督教马龙派、东正教、新教、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均在此共存——这也为日后冲突埋下伏笔。

　　16世纪中叶，法国根据与统治黎巴嫩的奥斯曼帝国签署的盟约，介入到了近东的天主教事务中，将马龙派基督徒置于法国保护之下。1860年，奥斯曼帝国正式承认法国在东地中海沿岸基督教区的政治话语权，双方开始对黎巴嫩地区实行“共同托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秘密签署了臭名昭著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瓜分了地中海东岸大片土地，法国据此主要获得了叙利亚和黎巴嫩。1920年，法国单方面宣布在黎巴嫩进行“托管”，随后得到国际联盟承认。6年后又成立了法国监督之下的“黎巴嫩共和国”。

　　法国治下对黎巴嫩影响最深远的规章制度就是政治权力在宗教派别间的划分：马龙派基督徒担任总统，总理职位分给逊尼派穆斯林，而议长一职则属于什叶派穆斯林。由于当时黎巴嫩基督徒的人口比例占多数，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派按照6:5的比例分配议席。

　　1943年，黎巴嫩宣布脱离法国独立，但之后的国家建构历程远非一帆风顺。第一次中东战争让逊尼派的巴勒斯坦难民不断涌入黎巴嫩，随着穆斯林的人数逐年增长，教派之间的政治平衡被打破。1975年，亲西方的基督教马龙派和巴勒斯坦武装派别爆发冲突，内战爆发。随后黎巴嫩的左翼团体和穆斯林团体与巴勒斯坦人结盟，以色列与叙利亚也分别出兵黎巴嫩支持不同派别。

　　商人法瓦兹一家是天主教徒，他的父亲1979年加入脱胎于马龙派长枪党的“黎巴嫩力量”民兵组织，直到1990年内战结束才卸甲经商。父亲对自己的事提及不多，但关于战争历史的片段，总是出现在法瓦兹家庭聚会的餐桌上。

　　“他其实不知道为谁而战，他只知道自己是个基督徒，那时人人都如此。”法瓦兹提及一部入围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黎巴嫩电影《羞辱》，影片中基督徒主人公托尼与穆斯林巴勒斯坦难民发生的口角引发了一段对民族和宗教恩怨的追溯。童年时托尼经历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达穆尔对基督教马龙派进行的大屠杀，而这场大屠杀又是为了报复基督教民兵屠杀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穆斯林。

　　电影《羞辱》海报

　　“我只能说，我和托尼是一派的。”法瓦兹说道，“我对他们（穆斯林和巴勒斯坦人）敞开心胸，但是总会有一个小的触发点，因为你永远都无法完全信任他们。”

　　报道黎巴嫩内战成名的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写道，“黎巴嫩人作为个人来说，社会认同和心理支柱传统上都来自于原始的关系——家庭、邻居或宗教社团，而很少是来自作为国家的整体……内战和以色列入侵不过加强了这种趋向，黎巴嫩人被分成了许多联系紧密的小家庭、村庄和宗教社团，但作为一个国家，他们四分五裂了。”

　　1989年，黎巴嫩各派别签署《塔伊夫协定》，建立起的政治体系延续至今。讽刺的是，这份奠定了停战基础的协定事实上让一切回归了开战前的原点。协议仍然延续马龙派基督徒、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三分天下”的权力分配原则，只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派的议席比例调整为了1:1。

　　贝鲁特夏蒂拉街区，原夏蒂拉难民营。1982年，黎巴嫩长枪党下属的基督教民兵在此对巴勒斯坦难民进行屠杀。 澎湃新闻记者喻晓璇 图

　　内战结束后，黎巴嫩在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两个任期治下重返“中东巴黎”的和平与繁荣。但老哈里里2005年遇刺再度引发全国大分裂，有人认为叙利亚是刺杀哈里里的幕后指使，要求叙利亚结束对黎巴嫩的占领，“雪松革命”一触即发。2005年3月8日和14日，黎巴嫩多个政治派别分别组织大规模游行，表示支持或反对叙利亚，此后两股政治力量分别被称作“三·八”阵营和“三·一四”阵营，直至目前两派在议会和政府势均力敌。

　　“全世界都会用国籍作为互相区分的属性，比利时人、中国人、埃及人……但对于黎巴嫩人，不是这回事。有人会问，你从哪里来？你姓什么？你支持‘三·一四’还是‘三·八’？只要他们有了答案，他们马上就知道你是敌是友，怎么和你交流。”詹娜告诉澎湃新闻，“他们总会找到办法区分我们，当人们被区分开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和冲突。”

　　为了回应这些复杂的身份，宗派政治制度原本是理想的解决方案。但在长久的实践中，这种体制也固化了各个宗教和政治团体的利益，“国家”徒有其名。

　　黎巴嫩独立已经77年，其中有近20年的岁月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15年是内战，还有几年议会忙于派系斗争而无法选出领导人。2007年，时任总统拉胡德卸任，各派别迟迟未能就总统人选达成一致，黎巴嫩总统职位空缺了半年，为了让各方满意的米歇尔·苏莱曼上台，议会不惜修改宪法。2014年，苏莱曼卸任后，历经四十多次议会投票推迟，又过了两年半才选出现任总统米歇尔·奥恩。

　　“政党领导人就像是一群黑帮。”詹娜打趣道，“各个派系的人坐在一起商议，只需要各自手下的人去对抗，他们就能高枕无忧大权在握。”

　　未来

　　出生在黎巴嫩最稳定、最繁荣的1990年代，詹娜这一代人的记忆里不再有许多敌对与怨恨。

　　“其实我们彼此相爱，最终都是兄弟姐妹。”詹娜是逊尼派穆斯林，但她从小在市中心的基督教学校上学，在公立的黎巴嫩大学读书时，同学也大多是基督徒。

　　举着黎巴嫩国旗的詹娜 采访对象供图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长大了……我感觉所有黎巴嫩人都是一体的，我希望我们以后不会再根据宗派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我们只是想要生活在和平中，让正确的人处在正确的位置。”詹娜说道。

　　更加理智的人认为，在历史问题错综复杂的小国黎巴嫩，宗派主义问题无法避免。然而，在让国家岌岌可危的经济危机和治理危机面前，新一代人不再把宗派问题作为重点。

　　“统治阶层确实在利用宗派主义和集体主义作为一种武器来实现政治诉求，但是新一代黎巴嫩人想要的是一个现代国家，一个能够满足他们期望的国家，这是他们想要抗争的。”马克拉姆对澎湃新闻指出，“贝鲁特街头的抗议者想要的是前进，但是政客们想要后退。”

　　大爆炸发生后，黎巴嫩国会128位议员当中至少已有7位辞职，但并不足以推动重新大选。手握议会主持大权的总统米歇尔·奥恩也以防止出现“权力真空”为由拒绝辞职。

　　“改变是从顶端开始的。”贝鲁特美国大学工程系学生杰森·希卜里尼去年10月也是抗议队伍的一员，他和其他抗议者一样实现了最初诉求：总理下台，政府换血。但经历了这次爆炸，希卜里尼深感此前的抗争无果。“这种宗派统治制度必须要改变，不仅因为这种政治制度在世界上已经过时了，而且这么多年来证明这种制度不高效。”

　　经历过内战的老一辈人也开始慢慢向年轻人靠拢。詹娜曾说服母亲跟随她来到抗议街头。混迹社会多年的法瓦兹不像年轻学生那样热血，但他承认，“连父亲那辈人都希望看到改变。”

　　“只有建立起新的政治体系，才能真正去治理这个国家。”马克拉姆认为，《塔伊夫协定》奠定的内战后秩序只是一种表面的制度改革，内部矛盾依然存在，“黎巴嫩应该是中立的，应该被法律统治，而不是被民兵还有腐败统治。”

　　然而，在宗派、利益与历史交织下的地缘政治的牵扯中，黎巴嫩人理想中的改变，并不容易发生。

　　马克拉姆指的“民兵”是内战后在政坛崛起的黎巴嫩真主党。真主党1982年在伊朗资助下成立，旨在抵抗以色列的入侵，原为什叶派的军事组织，但内战结束后逐步成为一个合法政党，并成长为黎巴嫩政府第一大反对党，在议会和政府都有了较大话语权。

　　绝大多数的黎巴嫩什叶派都支持真主党，这也引起了穆斯林内部更深的分裂。反对真主党的人认为，伊朗通过真主党操控黎巴嫩国内的政治议程，这也导致西方还有沙特等海湾国家借经济制裁等手段对黎巴嫩局势进行干预。

　　“但不仅仅是伊朗，黎巴嫩人的‘总统’还很多。”身为什叶派穆斯林的黎巴嫩大学国际问题学者塔玛拉·巴鲁开玩笑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爆炸后第三日成为首个抵达贝鲁特“慰问”的外国领导人。在他现身受损最严重的基督徒聚居区阿什拉菲耶时，被高喊着“帮助我们！打倒政权！”的黎巴嫩人簇拥，当日更有5万黎巴嫩人联名签署请愿书，要求法国未来十年“接管”黎巴嫩。

　　不到一个月后的8月31日，马克龙再度飞抵贝鲁特，这一次，他带去了法国为尚未成型的黎巴嫩新政府制定的改革路线图，其中罗列了预计在9月中旬成立的黎巴嫩新一届政府在两周到一年内的行动路线。当天，总统奥恩任命了该国驻德大使穆斯塔法•阿迪卜为新任总理，后者被视为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属意的黎巴嫩总理人选。

　　詹娜并不反对马克龙提出的“新的政治契约”，但她对那些盲目的拥趸嗤之以鼻。“只要黎巴嫩没有能力设定自己的议程，和平就不会轻易实现。看看我们周围的国家，‘阿拉伯之春’变成了永不停止的战争。只有所有阿拉伯国家再次团结，设置自己的政治议程，不然永远都没办法走向强大。”

　　9月1日，正值法国委托统治当局宣布建立现代黎巴嫩的前身——“大黎巴嫩国”100周年。这片在动荡与危机中挣扎了一个世纪的土地，再度摇摇欲坠，似乎已无法再承受更多的失控和混乱。

　　“很多经济学家都说，黎巴嫩以后不会有中产阶级了，只有穷人和富人。”詹娜坦言，自己家原本是中产水平，但最近几个月越来越入不敷出，“钱全花在食物上了”。爆炸过后，詹娜家位于市中心的一所住宅遭损坏，石块掉落砸中了家里的一辆车。

　　“当人们开始重建住所、重新买建筑材料和家具的时候就会发现，美元越来越难取到了，而使用黎巴嫩镑，就得面临疯狂的通货膨胀。” 巴黎政治大学黎巴嫩籍中东政治研究员奥蕾丽对澎湃新闻表示，“这些中产阶级将来可能会变成抗议的主力。”

　　更让人担忧的是，爆炸发生后，越来越多失去了对国家的信任和希望的黎巴嫩人想要逃离。

　　据美国Vice杂志阿文版8月30日报道，黎巴嫩国家统计和调查信息局估计，2019年离开黎巴嫩未返回的公民超过6万人，比前一年增加了42%。2019年从9月到12月在谷歌上“移民”词条的检索率为5年内最高。

　　“1600万的黎巴嫩公民，只有400万在黎巴嫩。2018年的议会选举只有49%的黎巴嫩居民投票，51%的人都选择放弃，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现在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投奔海外的亲朋。”法瓦兹在黎巴嫩做了几年生意已经赔了不少钱，已经动了离开的念头。

　　但贝鲁特总有温情。

　　像巴希尔和詹娜这样的黎巴嫩人还有很多：他们肩并肩爬上破烂不堪的楼梯，穿过一扇扇破碎的家门，清理玻璃碎片、擦洗墙壁上的血迹；他们为经历了灾难的人们组织心理咨询，还开通了一条预防自杀热线。他们觉得，“还可以为这个国家做很多”。

　　即使是认为这个国家的失败已达顶峰的纳贾尔，也依然带着一种豁达的乐观对半岛电视台说，“还有希望。我们已经触底，情况不能再糟了。”

　　“我希望黎巴嫩能够醒来，不要再跟随政客的脚步，不要再跟随外国的脚步……最希望的是黎巴嫩人不要离开——这是最近很多人都在谈论的。”22岁的詹娜依然坚定，“我永远不会离开，我也相信总有一天离开的人会回来。”

　　马尔·米哈伊尔街区涂鸦“我爱贝鲁特” 澎湃新闻记者喻晓璇 图

　　9月1日，在“大黎巴嫩国”100周年的庆祝致辞中，总统奥恩呼吁黎巴嫩从一个民族宗派平衡的国家转变为世俗国家，该方案可以“通过适当的宪法修正”实施。

　　一个世俗的现代国家，会是黎巴嫩的明天吗？

　　责任编辑：朱郑勇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