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惑丨古代科考状元的“幸福指数”高吗

导读：在有着千年科举考试历史的中国，社会对“状元”一词的争论，早已超出其本来含义。不过有一点，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从618年孙伏伽成为唐朝第一科状元起，到1904年刘春霖当上清朝

　　在有着千年科举考试历史的中国，社会对“状元”一词的争论，早已超出其本来含义。不过有一点，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从618年孙伏伽成为唐朝第一科状元起，到1904年刘春霖当上清朝末代状元为止，中国历史上有档案可查的状元是591位，里面除了少数青史留名的人物外，绝大多数都籍籍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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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庸者十之八九

　　唐朝的146位状元中，被后世牢记的只有李昂、王维、柳公权三位文豪。宋朝以“文学兴盛”著称，不少名臣文豪都出身科举，但细数118位状元，名留后世的只有吕蒙正、黄裳、吴潜、文天祥等数人而已。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无一人是状元，而唐宋两代近300名状元中，多数事迹平平，似乎科考已然耗尽了他们的才华，以至于状元反而成了他们一生中最闪耀的一点，旋即就化为流星，被历史的大气层燃尽。

　　或许用文学成就来苛求古代状元们有点“本末倒置”，毕竟参加科考是为了“学而优则仕”，可当他们踏入官场后，也不会因其状元身份而轻松得志。明代以名臣辈出著称于世，但明代90位状元中，名臣屈指数来只有商辂、顾鼎臣、杨慎、焦竑、文震孟等几位。清代的114名状元中，官至一品的达20人之多，但如果细数，声名赫赫的只有于敏中、毕沅、王杰、翁同龢、孙家鼐、陆润庠和张謇。张謇绝意仕途，走上实业救国之路，状元不过是其传奇人生中的一道光环罢了。对那些真正有才干的人来说，状元身份并不重要。

　　事实上，尽管状元中确实涌现出一些不世之材或名臣贤相，但如果真的计算百分比的话，这些佼佼者在有案可查的591位状元里面仅占4%不到。大多数状元的事迹难与他们同科进士中的文豪名臣相提并论，像唐开耀二年（682年）状元许且在史书上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可与他同年进士的陈子昂却是初唐四杰之一。唐贞元八年（792年），贾棱状元及第，此后却默默无闻，倒是他的同科进士韩愈却“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一个人能否出人头地，与考试名次毫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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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暂的“荣耀人生”

　　仔细考察那些状元中的佼佼者，会发现他们后来的命运跟科考名次并无太多正面联系。踏入仕途之后的风风雨雨，并不是从当上状元那一刻注定的。

　　明代首辅周延儒的结局就是一个例证。这位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的状元入职以后一路擢升，1629年，他获得崇祯皇帝赏识，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次年出任首辅，有明一代，没有哪位状元得到过如此恩宠。但接下去，他就一直走下坡路了，先是被奸臣温体仁排挤，仅任首辅四个月就被迫告老还乡。倘使他能自甘林泉，倒也能善终，但他偏偏不甘退隐，1641年，这位热衷政治运动的前科状元在同党暗通关节之下，再次被崇祯皇帝起用为首辅。

　　此时明朝已是大厦将倾，贪恋权位的周延儒居然用谎言来掩盖统治危机，靠一个个不存在的捷报去哄骗皇帝。结果，他的“荣耀人生”只持续了几个月后就到头了，有人上疏揭发真相，怒不可遏的皇帝下诏将周延儒赐死，籍没其家产。

　　清朝的“状元名臣”于敏中则在死后遭遇了清算。作为乾隆朝的重臣，于敏中死后曾获谥号“文襄”，并入祀贤良祠。但他生前行为不端，私下招权揽贿，结果死后被人揭发，朝廷査出于敏中遗产折合白银两百余万两，紧接着又发生了于敏中的门生王亶望贪污巨额公款，令乾隆皇帝心存芥蒂。对于敏中的最后一击是在他去世12年之后，乾隆偶然读到《明史·严嵩传》，忽然想起于敏中贪赃一事，下令对其进行死后清算，取消其所有恩荣，牌位撤出贤良祠。因为于敏中死后遭受的清算过于苛刻，以至于民间传说于敏中是被皇帝逼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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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元中的“异类”

　　在古代，承平岁月里的状元往往是朝廷文明昌盛的必要陪衬，他们可以庸庸碌碌，作为“人畜无害”的奢华装饰品让人仰慕，但有些状元的身份不仅没给本人带来荣耀，反而因其不齿言行而落得骂名。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裴思谦凭借自己与把持朝政的大宦官仇士良的亲密关系，硬逼着主考官高锴将状元给了他，成为中国状元历史上最遗臭万年的例子。

　　更多的状元是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无为无名之人。他们由状元起身，然后在官场中成为封建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在他们的履历表上，是不会特别注上他曾经是一名状元的。封建帝王所关注的，从来是他的为官政绩而非他的出身。那方悬挂在故乡老宅里的“状元及第”的匾额，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它只代表过去的荣耀，却远不能决定未来的命运。

　　◎本文摘自《国家人文历史》（作者李夏恩），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