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世界史(之十七:解构世俗文盲语言,看清汉语言与拼音语言底层逻辑)
导读:接上文 (2)汉字废除了第一代语言;汉字创造了可视化的第二代语言。 汉字是第二代语言之母,中国第二代语言是这个母亲生出来的儿子。第二代语言又生出中国
接上文
(2)汉字废除了第一代语言;汉字创造了可视化的第二代语言。
汉字是第二代语言之母,中国第二代语言是这个母亲生出来的儿子。第二代语言又生出中国文化,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祖母。
作为第二代语言之母的汉字,是现实世界的再造,又是抽象世界的新生。汉字,类万物之情,在世界之外又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源于形而在形之上,是参悟现实世界而成的信息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她,哪怕相隔万里,哪怕穿越时空,华夏人都在看着她而思考,都在看着她而交流。
这是中华文化真正的根
(三)混沌体大数据分析思维体系,和学术体系,是继汉字之后的第二大发明。(1)中国人用汉字这个崭新的思维工具,下研究现实世界的科学,上溯演自然抽象的极理。
中国古人迷信占卜,随着文字的诞生,衍生出来一套超级伟大的学问:演易、象理、治世——混沌体的大数据分析思维!古圣观天象以银河之图演易理,以洛书象数推理而算四时置八卦分阴阳象五行,指北斗定乾坤铸九州治湖海逐日而量天。
古圣根据常年累积的混沌体的表象数据,不断调整总结出一套规律之学——易。易经始于迷信,最初迷信驱动了各种混沌征象大数据的长期大量收集、积累、解读、演算(包括但不限于天文地理人文)。经验数据总结之后,用能对应的象数系统,象征它,就像代数一样“演算”,而最终成就了易经并衍生出了百家混沌体规律成果。
人类的上智慧必须始于迷信派生出来的大数据象征理论研究系统,以另像而象混沌,积淀混沌之理。中国文化是发展上智慧指导下智慧的综合体。
(2)而西方人偷了中国文化秘籍,由于语言的低级性,他们只学会了九阴白骨爪一样狭窄的“科学”,全部钻进了分而究理的下智慧。
一个是合而统的小局观+大局观=全局观,一个是分而再分的小局观=小小局观=小小小局观。
时隔5000年之后,至今西方刚刚回过味来,他们刚刚开启大数据研究的思路——原来混沌体不能靠永无止境的分“科”研“学”啊!继而整个西学齐声发出哀嚎:科学的尽头是神学、科学的尽头是哲学!兜了个大圈子,才回到中国古人的起点。
——但回到原点又怎样?这群原始人仍旧被语言边界挡在了文明的大门外。欧洲18-19世纪满天飞舞的汉学家“天才”们,把哲学送上了巅峰,如今仅仅时隔百年,不再懂汉语的西方人,用百万浮词玩死了哲学、玩残了伦理、玩出了6种性别、玩出了漫山遍野奇葩的心理疾病,玩出了1319个字母组成的蠢词搞学术!西方的天空干净得毛都再没一根。
(四)西方文化是如何辉煌的,国内“主流学界”拼命掩盖的事实。(1)汉字是全世界非现实实体语言的总根;也是给第一代语言打酱油的“拼音文字”的根;更是依赖抽象概念搭建起来的《语法》的根。
对此,朋友们只需记住《语法》是拼音语言永远离不开的轮椅,慢慢品。
汉字发明之后,被华夏人民有意识的再创造再发展的过程中,一步步孳衍出越来越多的抽象“虚名”,定字之后,这些“虚理”不用猜来猜去,也不用担心十里音不通,不用担心隔代糙音讹变,这些实体的字和非实体的字,历经万代横跨万里,仍然有根、有形、有理、有声且确定不变,人人共享。
(杠精止步,方言也是对应到字,千千万万方言结构相同,不存在认知交流屏障)
汉字帮助华夏人的大脑一层层触类旁通,一生二二生三,在可随时共享“理的形状”的汉字的承载中,跃然开启了鸿蒙。
我前文说过,高阶认知语言只有两个途径才能获得:
1、被更高文明教化;
2、误打误撞发现了某些工具的特殊功能。
第一代语言只有原始日常生活中,对应到实体的简单因果词汇,词汇量也非常有限,非定居农耕人群更是少的可怜,根本无法发明拼音,更无法发明《语法》。事实上,他们只能被高等级文明系统性的教化。
从17世纪末开始,欧洲人全方位学中文、学中国文化、学中国高科技的大潮,横扫欧洲大陆一个多世纪,欧洲满天飞遍地跑的汉学家、中国二流书生、留洋中国回欧洲的传教士、中欧混血们齐心协力,借着汉字开启了欧洲的认知大门。但很快,自作聪明的欧洲人(也许是半吊子中国先生)们,决定另辟蹊径选了拼音这个蠢玩意儿,把欧洲送上了不归路。和韩国真有一拼。
(2)下面看看西方大腕们真实的感慨。这类东西,我们的“主流学界”拼命掩盖,它们是不会让我们知道的。
17世纪的培根和莱布尼茨等欧洲精英称:
中文(汉字)是“真正的字”、“哲学语言”、“人类思想的字母表”和“科学与艺术的符号系统”。
直到17与18世纪之交,西方才有幸开始分享汉字“表达可视化的理”,因而彻底变革了它的各种语言(文字)。正如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马阿特(Jaap Maat)所说:
“培根著作中所预示的是,欧洲人发现汉字使他们的书面语言发生了革命。”
耶鲁大学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1936—2021)曾说:
“……西方人发现了汉语结构是所有其他世界语言(得以成立)的关键。”的确,幸亏从汉语“借取含义、借鉴定义”,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语言文字才纷纷从部落土语,升级为相对通用与知性的语言(文字)。
英国哲学家克里奇利(Simon Critchely)说:
“哲学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的思想运动的过程,……哲学的真正源头……可能在亚洲,在中国。”
《剑桥世界史》(第5卷)写道:
历史上的欧亚大陆存在着这样一个思想传统,即:所有的知识都起源于东方,再流向西方;它形成了(中古)伊斯兰文化和(近代)欧洲科学的主脉,这才是世界历史的本来面目。亦即,沃尔特·雷利(Sir Walter Raleigh, 17世纪初)所说:如果我们看太阳从东方升起,……我们将发现,远东民族是传播者,……赠予知识。直到今天,越往东越文明,越向西越野蛮。
另一本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书《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John Hobson, 2004)揭示:
“在1780年之前,没有一个欧洲人会声称欧洲(文明)是由其自身创造出来的。”而作为文明的总源流,“中华帝国似乎被神奇的力量所推演,具有人文智慧和理性,以及精巧的创新能力”。
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认为:
“文明、科学和学术及其发展,都开始于中国;而直到最近,它们才在我们欧洲出现。”
密歇根大学教授波特(David Porter)指出:
“西方的近代化就是‘中国化’(Sinicizing),此乃欧洲参与历史世界主义(‘天下文明’)的紧迫性。”西方文明的摇篮在华夏、而非“古希腊”!
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希望:
“用中国取代希腊成为(西方)古代的实体”。
20世纪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荣格(Carl G· Jung)称:
……然而,欧洲人则倾向于掩盖“东方赐予”,一如他们把科技历史写成以西方为主轴。……但事实上,东方(尤其是中国)古人才是数学、医学、印刷和天文学的开拓者。
(五)我们博览群书,读的记的著述的抽空反刍一下看看究竟是什么?决定人和人之间认知差距的终极原因,不是文化、不是行为、不是思维,不是语言、不是读了多少书背了多少词,而是字和以字为本的认知精华,这些是已经正名之后的活的理,可以继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字承载语言并决定着语言;
语言承载思维并决定着思维;
思维承载行为并决定着行为;
行为承载文化并决定着文化;
个人的新认知,是从整个正名之根的文化视野,结合自然易变,以审慎正名之定字去孳理,名正言顺事成。真正的中国文化以字为根基,以触类明理为引擎,筛浮词而通众理,认知收获的是生理而非死词。生理赖字之定根可复孳以衍新理通达无穷。
死词浮而无根,非常容易硬扯进入循环释义的死循环,形成假的自洽,靠死词自察极难寻迹而自纠。学死词者,心智被江湖庙堂浮词讹译填满,言必背诵,引东引西,滔滔不绝,貌似满腹学识,实则乱草塞皮,死背代替了新思,屏蔽在智障之内,难再兼听旁达。其著作遂成新的江湖庙堂浮词讹译,依次往复。
这层屏障极难突破,人天性自护其自洽的断论,背浮词越多越甚、位越尊越甚、年越长越甚。
无根,无法自纠,奈何?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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