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借书（借书的趣话）

导读：汉简　　大凡读书之人都有借书的经历，对于借书，有不少饶有趣味的逸事。　　归有光有个学生王执礼，两人是同乡，关系非常要好。归有光但凡有好书，必定要赠予王子敬，当然，

　　汉简

　　大凡读书之人都有借书的经历，对于借书，有不少饶有趣味的逸事。

　　归有光有个学生王执礼，两人是同乡，关系非常要好。归有光但凡有好书，必定要赠予王子敬，当然，他也希望王子敬把自己的作品寄来。但王子敬是个非常小气的人，《池北偶谈》记载，归有光曾给王子敬去了一封短札，说：“东坡《易》、《书》二传，曾求魏八，不与。此君残俗恶，乞为书求之。畏公作科道，不敢秘也。有奇书，万望见寄。”借书本是读书人间一件雅事，可是有人俗恶，怎么也不肯拿出来，借书竟也徇势如此。

　　其实，不单王子敬，几乎所有的藏书家都不愿借书予人。尽管大家乐意做一个“读书的藏书家”，可一旦拥书万卷，便仿佛藏了“秘器”，再不肯轻易示人，甚至“斤斤于片纸寸楮之得失”，像《老残游记》里柳家藏书阁的书，从不外借，都关锁在大箱子里，不但外人见不着，就是族中人亦不能得见 ，落得“深锁螂嬛饱蠹鱼”，藏书都养了蛀虫。书不示人，书得之不易是主要原因，在雕版印刷未出现之前，书籍要靠抄写流传，其宝贵程度不言而喻。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引归有光的话说：“书之所聚，当有如金宝之气，卿云轮囷，覆护其上。”把书看得比什么都珍贵。要想借到别人的书，唯一的办法是抄写，等抄完了，按期把书送还给人家，这叫：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但我觉得，借与不借与藏书人的气度有关。清代散文家袁枚主张“书非借不能读”，在他看来“《七略》《四库》，乃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但如果是借来的书，情形就大不同了，因为担心别人催还，所以必须尽快看完，不然，人家会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也许，袁枚曾有借书被拒的经历，因此，他特别同情那些无书可读的年轻后生，不但慷慨地把书借给一位黄姓年轻人，还写了《黄生借书说》一文交给他，寄予期望。明代大学士宋濂幼时家贫，所幸碰到慷慨的藏书人，“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由于宋濂勤奋好学，遍观群书，终成一代之宗。

　　正因为书不好借，在藏书人与借阅者之间，很早就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礼仪，找人家借书，必须先送上一瓻（酒器）酒作为贽礼，还书时再送一瓻酒作为谢礼，这叫“借书一瓻，还书一瓻”。后来，又形成“以酒礼通殷勤”、投“束修羊”即送干肉条等看书、借书的规矩。依我看来，借得好书，酬以美酒，礼尚往来，即体现了对藏书人的尊重，又体现了文化的尊严。黄山谷想跟朋友借书，先寄去一首诗：“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锁鱼。”我想借读你的藏书，一定会送给你酒礼的，请打开你书箱的鱼锁，千万别吝啬。秦少游听说朋友在撰书，便写诗给他：“知续《春明退朝录》，借观当奉一瓻还。”早早地行了礼数。只是文人往往囊中羞涩，即使一瓻酒，有时候也未必送得起。苏庠有诗云：“休言贫病唯三箧，已办借书无一瓻。”写的即是天下寒士之窘境。

　　明清两代兴考据学，藏书大家多多，但这些藏书大家无一不显得“小气”，“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籖，新若未触手。”让读书人望眼欲穿，就是借不到书。有些藏书大家既主张不借，又主张借了不还，“借书一瓻，还书一瓻”变成“借人书一痴，还人书一痴”，所谓“借书而与人，借人书而归之，二者皆痴也”，总之，不肯轻易将书示人。围绕借与不借，藏书人与借书人，藏书人与藏书人之间彼此猜疑嫉妒，不相通借者有之；阳攫阴取，互为谤伐者有之；甚或朋友之间闹得断绝来往者也大有人在。清代大词人朱彝尊听说钱曾家藏善本《读书敏求记》，秘不示人，乃置盛宴将钱曾绊住，暗地遣人“以黄金及青鼠裘”，买通钱之身边人，将书悄悄窃出，由预先雇请的数十名抄手连夜抄成副本，这种做法，简直不择手段。

　　但书终究还是要读下去的，于是，后来立了抄书的规矩。清初大藏书家曹溶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流通古书约》，约定大家相互传抄古书，“楚南燕北，皆可行也。”不过，抄书的程序很严苛，先由藏书家彼此“就观目录，标出所缺”，然后由“主人自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校对无误，一两月间，各赍所钞互换。”也就是说，找人借书，必先带上自己的藏书目录交给书主过目。书主看过以后，如果发现有自己也想看的书，那就约定日期，各人到对方家中去抄录，而且所抄书的数量必须对等。抄完后将抄本带回，原书不准带出门，以防遗失。在梁鼎芬立的《丰湖藏书四约》中有“借书约”规定：“是日清晨亲到书藏携取，用洁净布巾包好，徒手者不借”。此外还规定地方长官、衙署幕友、学校教授官、监院等不借，因这些人“公门转折，事繁弊杂”，怕书借出后收不回来。

　　借书予人还有件令人头痛的事，那就是借了书不予归还，这让书的主人大伤脑筋，由此，即便多送几瓻酒、多送几条干肉条，藏书人再不肯轻易松手。宁波范氏天一阁一直悬挂着“擅以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的禁牌，并给子孙留下“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教。清代藏书家唐尧臣藏书万卷，他担心日后自己的藏书外流，在家里的藏书上，一律钤有“借书不孝”的印记。不孝是严重的道德品行问题，把借书与不孝挂钩，可见藏书者的用心和气度。清末刻书家叶德辉干脆在书橱上贴上字条：“老婆不借，书不借”，将所有借书之人拒之门外。

　　“丈夫坐拥书城，何假南面北城”。藏书的意义，不在数量的多少，而在于是否有利于当世，有益于后人。如果藏书家只知重楼深锁，一味“以独得为可矜”，那他藏得书即便再多，对后世又有多少好处呢！《渑水燕谈录》记述北宋书画家李公择读书庐山的故事，李公择居五老峰白石庵，有书万卷，“公择既去，思以遗后之学者，不欲独有其书，乃藏于僧舍。其后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云：李氏藏书山房。”这才是藏书史上最值得称道的事情。（甘肃武威吴子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