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产（他们把深圳特产咚咚咚咚告了还赢了）

导读：8月13日的晚上，律师郭晓华带着一份表格，来到福民新村内一处快递收发点门口。 提前等在这里的居民们，很快围拢了郭晓华。 大家借着快递店的灯光，把表格垫在快递纸箱上，一一

8月13日的晚上，律师郭晓华带着一份表格，来到福民新村内一处快递收发点门口。 提前等在这里的居民们，很快围拢了郭晓华。 大家借着快递店的灯光，把表格垫在快递纸箱上，一一填下了银行卡账号。

几十米开外，中建三局二公司的施工工地上，时不时传来机器的轰鸣声、重物坠地的沉闷响声。对于两年多来饱受噪音折磨的居民们来说，现下的声响，已经算不上太大的困扰了 。

表格上共有132个人，均是福民新村的居民，他们居住在紧邻工地的居民楼里。距离工地最近是4栋居民楼，楼体北面和西面被工地环绕，最近距离仅仅80公分。

7月下旬，132名居民作为原告，收到了深圳市中级法院的判决书：判令被告中建三局二公司停止噪音侵权行为，赔偿施工期间一直居住或部分期间居住在福民新村的住户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至6000元。

郭晓华手里的表格，统计的正是132名居民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收款账号。

“这个钱比起受的折磨不算什么，我们要争这一口气。” 历经将近2年时间，一审、二审两次上诉，4次开庭审理，这件由施工噪音侵权引发的纠纷案，终于尘埃落定。

这也是深圳建市以来，涉及人数最多的噪音维权案。原告当中，年龄最大的已82岁，最小仅有1岁。82岁老人的太太，还未等到一审判决便已离世。

距住宅楼80公分的工地

在深圳，谁没遭过施工噪音的罪。

深圳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深圳全市建筑施工类噪声投诉总量15180宗，占全市生态环境信访投诉总量的53%，平均每月，就有2499宗建筑施工类噪声投诉。

不过在福民新村居民李永看来，他和邻居们吃到的苦头，恐怕在全深圳都不多见。

福民新村内的这块施工工地，面积4000多平方米，属于深物业集团的在建保障房项目，历经两年多的施工，100多米的高楼已初成规模。 工地紧邻小区2栋、3栋、4栋、5栋、8栋、9栋、10栋及高层住宅福昌大厦。尤其2栋、3栋、4栋住宅楼，与工地的距离几乎到了伸手可及的地步。

2019年4月份，中建三局二公司正式入场施工，噪音噩梦开始。居住在福昌大厦高层的马悦，用噪音分贝仪测仪检测过施工噪音，最吵的时候达到120分贝，“相当于一台轰炸机在你耳朵边”。

马悦回忆，施工第一年是噪音最严重的阶段。家里客厅、卧室窗户正对工地，如果以直线距离测算，距离大概不到两米，“外面多大声音，屋里就多大声音”。

每天的“哐哐哐哐”、“轰嗡轰嗡”声，“像有人拿着锤子敲你的脑子”，马悦感觉整个人“都神经质了，特别爱发脾气”。她站在屋子里打环保部门的投诉电话，接线员压根儿听不清她讲了什么。就连家里人之间讲话，也得扯着嗓门喊。

“吵得什么事都做不了，没法生活，没法睡觉”，是多数参与起诉居民的感受。尤其疫情期间，大家被关在家里，窗外是连续不断地敲打声和机器轰鸣声，“像坐牢一样”。东哥住在5栋，他有个邻居是位老红军，施工以后，曾经精神矍铄的老先生“每次碰到都在唉声叹气”，老人也是在施工噪音中离开了人世。

马悦的两个孩子，大的读小学，老二工地开工时才6个月多一点。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她一度担心孩子的发育受影响，她想过搬家，可每月房贷要还一万多元，另付一份儿房租，经济上吃不消。毕竟这样的环境，自己的房子很难租得出去。没有其他办法，她自己花钱装上了隔音窗，可惜，房子距离工地太近了，隔音玻璃起不到任何作用。

大家只能尽可能地“躲”，马悦带着孩子躲出去做作业，东哥和家里人躲出去住酒店，不少退了休的老人，像上班一样，早上7点多躲出去，晚上再回来。

深圳中院判决书显示，施工期间，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局，对被告中建三局二公司11次违法排放（超时排放7次，超标排放4次）进行了行政处罚。福田法院邀请第三方检测的结果也显示，工地施工噪音超标。

另外，施工期间，施工方向主管部门申请了143天的24小时连续施工证。连续施工意味着，施工时间不再局限于法律规定的早7点到中午12点，下午14点到23点，工地有权利进行连续24小时施工。

“只能打官司了”

福民新村1991年入伙，已有将近30年的历史，况且建设单位深物业集团还一直负责小区的物业服务。在一个成熟社区内，不顾周围居民的生活实际，日夜轰隆地建高楼，对业主们来说，是件难以接受的事情。

居民们多次找到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希望工地能采取降噪措施，并给周边住宅加装隔音玻璃。遗憾的是，这些诉求未能得到正面回应，建设方和施工方劝慰居民，“在建的是保障性住房项目，希望大家多包容”。

“保障房项目，和噪音侵权，这是两个问题”，李永居住在小区5栋，他也是诉讼代表。建设单位的这套说辞，泼了他和邻居们一盆冷水。

“那只能打官司了”，居民们决定通过诉讼维权。

开头第一步找律师，可谓一波三折。被告是国企单位，在建项目又是保障房，况且深圳噪音侵权的案例也极少，居民们找了几家本地律师，没有人愿意接下这个案子，小区业主当中，也有知名律所合伙人，对方同样婉拒了居民们的邀请。

既然本地律所有顾虑，那就找外地的。居民们联系上了外地律所，对方报出的代理费高达七八十万，大家只能另做打算。

当时郭晓华刚生完二胎，她也是福民新村的业主，只是居住在其他小区。业主群里，大家讨论起这个工地和噪音污染时，郭晓华也会参与讨论，可能话语间的“法言法语”吸引了邻居的注意，有位邻居问起了她的职业，郭晓华告诉邻居，自己是律师，从业11年。

最终，郭晓华接下了这个案子。

她把全国带有“噪音”二字的侵权案例全部找了出来，总共有一千多个，有高速噪音侵权，有卡拉OK噪音侵权……没有一例涉及建筑施工的案子。

1000多例噪音侵权案当中，胜诉的不到百分之十。不过原告的第一项诉求“停止侵权行为，排除障碍，限期整改”，几乎所有的审判书中都满足了这项诉求。南京，杭州、珠海等地的一些噪音侵权审判书中，法院最后满足了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郭晓华预感，自己接下的这个案子，申请精神赔偿应该有不小胜算。

“取证，有时像敌后武工队一样”

2019年10月，郭晓华正式向福田法院提起诉讼。按照她以往的经验，顺利的话，民事诉讼案两个月时间大概就可结案。

谁知案子一路下来，花了将近两年时间。

被告中建三局二公司收到传票后，以公司注册地为武汉为由，依次向福田法院和深圳中级法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管辖权异议没处理完，就无法进入举证期，就没办法邀请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郭晓华心里着急，她判断被告想拖延时间，把施工过程中噪音污染最严重的阶段拖过去。

福田法院与深圳中级法院以“侵权行为和侵权结果都发生地在深圳福田”为依据，驳回了被告的管辖权异议。时间已经到了2019年年底，法院开庭排期已经排到了春节以后。

新年过后疫情爆发，被告表示“被困武汉无法出庭”，工地仍在继续施工，居民们关在家里躲无可躲，小孩子上网课得把声音开到最大，不然听不见老师的话。

疫情平复过后，第一次开庭审理已是2020年4月。正式开庭审理后，郭晓华和居民又遇到了新的难题——取证。居民们自己用检测仪检测出的数据，无法作为有效证据。必须要有环保部门的判定，或者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数据。

要在法庭上拿出一组有力的证据，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噪音最严重的施工阶段已经过去了，而且环保部门接到投诉后，执法人员赶到现场也有时间差，“如果投诉后半小时到达，可能施工噪音已经停下来了”。

东哥心里隐隐觉得“这事儿干不成”，可他也不想放弃，“你想停下来，人家的噪音又来了，逼着你继续往下走”。郭晓华也有些气馁，委托她的居民们鼓励她，“郭律师这个事情不管输赢，我们都要试一试” 。

东哥和邻居们投入了大量时间，守在窗户前取证，“日夜录像，检测，一旦发现超时超标，就打电话投诉”。接到居民们的连续投诉，监管部门先后开出11张超时罚单，责令整改8次，所有证据背后，“都是大家承受的噪音痛苦换来的”。

而被告律师在一审庭审中提出了新问题，工地的打桩期已经过了，没法判定当时的状况，是否对被告造成侵权。

法官决定做一个实验，后来郭晓华从法官处解到，这是他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和国外案例后，设计出的一个实验模型——在工地进行水泥浇筑期间，在居民家中设点，邀请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再根据消减值，由此倒推出打桩期的噪音污染超标状况。

“民事裁判依据证据，同时法官也要依靠一般的生活经验，合理的推断哪种情况更接近事实，法官采信哪种。”

“斗智斗勇”的桥段时有发生，东哥形容“就像敌后武工队一样”。

第一次邀请第三方机构入场检测时，施工方提前获悉了检测时间，在检测前一晚临时取消了次日计划当中的水泥浇筑工作。

为了顺利取证，大家在保密工作上下了一番工夫。在第二次入场检测时，法官、第三方检测人员和郭晓华，只能选择从不同方向进入小区，“先到的躲在车里等着” ，等待水泥浇筑进场。

浇筑一旦开始，就没法中途停下来，远远看见浇灌车进入工地，郭晓华暗暗在心里喊了声“好机会”。检测机构迅速在居民住宅内，布置了10个点检测。

最终的数据显示，每个监测点噪音均有超标，即便距离打桩期过去了10个月，噪音侵权依然在发生。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拿到了。

“这事成了，那就有意义”

将近2年的上诉期里，很多新的变化也在发生。

2020年5月、8月，《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噪声污染防治技术规范》、《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指南》分别正式实施，新规为居民们维权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也对建筑施工规范提出了更严苛细致的要求。2020年年中，福田区环保部门召集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居民，召开了三方协调会。协调会上，监管部门、建设方和施工方采纳了居民们的不少意见。环保部门对噪音相关的施工审批更严苛，工地根据新规要求，把普通围挡更换为隔音围挡，高噪音设备四周加盖了隔音棚。

东哥回忆，从这个时间点开始，施工噪音对居民生活的干扰逐渐减缓。

郭晓华感觉到，随着案件深入，法院和法官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案子递交到福田法院之初，郭晓华能感觉到法官的谨慎。郭晓华向福田法院递交的起诉书中，居民们要求的精神赔偿数额为每人每天300元。接到起诉书后，法官打电话给郭晓华，针对精神赔偿提出了疑问，“这个赔偿有没有依据”。郭晓华举出了一个南京噪音侵权案的例子，在那个案件当中，原告最终获赔。

出于职业敏感，郭晓华猜测，法官这个电话，可能还有另一层意图，“想弄清楚我们是为了赔偿，还是想维护权益”，郭晓华在电话里，如实陈述了居民们经受的困扰与痛苦，以及大家“想争这口气”的真实愿望。

而后她话锋一转，“深圳还没有这种案子，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行先试”，郭晓华的这句话，有意激发对方的职业兴奋感。

随着案件的深入，郭晓华能看出来，福田法院的主审法官，确实倾注了很多心力在这件案子上。到了二审阶段，这位法官依然关注案子的进展，还专门打电话给郭晓华了解相关细节。

不过，一审判决中判定精神赔偿的额度“每人3000元”，还是让郭晓华和居民们觉得“太少了”，法官专门向郭晓华解释法院的考量， “如果原告只有几个人，每人每天200元是有可能的，但有100多个人，法院也要考虑对被告的公平度，他们确实造成了侵权，但过高的赔偿额对他们也有失公平”。

对于一审的判决结果，绝大多数原告决定继续上诉。诉讼书递交到深圳中级法院后不久，郭晓华接到了深圳中院的通知，“本案不开庭审理，书面审理”。根据多年经验，她判断一般书面审理的案子，最后的结果都是维持原判。

“当时真的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她甚至不敢把这个消息发到诉讼大群里，只是发给了几个诉讼代表。

情绪缓过来以后，郭晓华还是不甘心，她琢磨了一个晚上，给法院写了封邮件，“带着失望失落，又不肯放弃的心态”。她在邮件中写道，“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侵权非常严重，赔偿金额差距太大，我们132名原告要求参与庭审和辩论的机会，要让大家体会到过程的公平和正义。”

邮件发出后两周后，郭晓华在北京的地铁里，接到了中级法院的电话，“这个案子我们会开庭审理，而且还会作为典型案例庭审直播。” 3月的北京灰突突的，刮到脸上的风冷飕飕的，空气干得整个人紧绷绷的。看着车厢外毫无生气的景象，郭晓华心里原本一片黯淡，接完这个电话，她眼里整个世界都成了彩色的。

经历二审，最终居民们的精神赔偿，增加到了5000元到6000元。数字变化不算大，居民们还是很高兴。

“这件事做成了，很有意义。以后大家被噪音骚扰，有先例判决可依了。从司法角度上，给予了类似案例很大的参考和借鉴价值。”马悦说。

郭晓华

代理这件案例，也让郭晓华意外收获了很多东西。

二审庭审过程通过庭审直播网、微博直播以后，这件噪音侵权诉讼案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关注这件案子的人们，从各自的渠道认识了律师郭晓华，近段时间，陆续有几个住宅区的居民，委托她代理噪音侵权的群体诉讼。

搬离福民新村3年多后，郭晓华重新与这个社区建立了一种奇妙的关系。社区里老年人多，现在大家遇见什么事，也习惯问问郭晓华，有位老阿姨家里水龙头坏了，就把求助电话打给了她。

郭晓华还会想起那位未等到判决结果的老人。老人去世的消息，是邻居告诉郭晓华的，“老人家在房间里祈祷，楼下是切割钢筋的声音，就这么突然走了”。郭晓华听说后哭了，一晚上没睡好。她说不清楚，一个不算熟悉的老人离世，为什么令她心绪难平。

郭晓华记得，在她为案子奔波的阶段，有一次跟这位老人在楼道里碰到了。老人看见她一下子笑了，特别高兴地问“郭律师，（上诉）真的有用吗？” 郭晓华用高亢的调子回答“是的，有用呀”。听到这个回答，老人当时眼里的光亮和希望，郭晓华一直记着。

备注：文中人物马悦、李永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