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孔孟之道仁政民本）

导读：春秋末，世衰道微，虽有诸侯霸主尊王攘夷【如齐桓公拜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但王令已然不下，诸侯、卿大夫僭越礼乐【如诸侯不朝、

春秋末，世衰道微，虽有诸侯霸主尊王攘夷【如齐桓公拜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但王令已然不下，诸侯、卿大夫僭越礼乐【如诸侯不朝、争霸、兼并，卿大夫如晋之韩、赵、魏，鲁之孟氏、叔孙氏、季氏专权】、甚或弑君【史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更是屡见不鲜。时孔子“是可忍，孰不可忍”而法先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意欲“齐一变，至於鲁；鲁一变，至於道”。其功如下：

（一）游列国，辅德政，正王道。（甲）君者，如臣，一职耳。诚然，君权至高无上，无出其右者，但就其权责对等而言，为君者或与为臣者无异，即有其权必担对应之职责【两者不同，或职权之大小而已，即天子者即天下，诸侯者即封地之国，卿大夫者即宗室之家】。正如匡衡【汉，凿壁偷光者】云：“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修礼恭让，则人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人兴行；宽柔惠和，则众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化成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人。此其本也。”是故，为君诚如为臣，切不可淫逸妄为，玩忽职守，否则，轻者“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如商初尹伊放逐天子太甲，西周国人暴动赶走厉王，周定公、召穆公共和执政】，重者则失姓亡国。然而事与愿违的是，自东周始，先因平王弑父嫌疑而失天子之正统，难服诸侯，后又诸侯国乱【或诸侯僭越天子，或卿大夫僭越、篡弑国君】，天子非但败亡不能讨，甚至还迫以承认其霸主或诸侯身份，尽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之威信。于是乎，此一进一出之力量对比遂终成日后霸主“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乙）王道者，仁政也。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但不幸的是，春秋各诸侯霸主虽然尊王攘夷，未致群雄逐鹿之局面，但所为及其目的已然背离王道已远，且霸道显然。及春秋末亦即孔子时期，礼崩乐坏愈甚。是故，鉴于（甲）（乙）两者，孔子遂志法先王，克己复礼，周游列国，寄望能拨其乱、反之正。

（二）创私学，讲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匡礼乐。礼乐者，君子之道也。如前文所述，周室之封建制度，宗室诸侯是其一，尊卑礼法是其二，即天下宛如一家庭耳。然，至数百年后之春秋时，周室家族之不断壮大，宗室越渐疏远，以血缘为纽带之“大家庭”遂常生阋墙之争，而封建制度亦走至尽头。是时，邦国之混乱已然不可避免，更非一人之力可以阻止，即便圣人如孔子。是以，周游列国后，或身体不能，更或是政治上的失意，晚年时之孔子遂返鲁，专心于治学【如删述六经。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礼记·经解》】，希翼存续中华文化之根本。此诚大哉功绩，亦如前篇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中之所赞誉，全全然及之而又未过之。

及战国，邦国环境更乱，以致邦无完交，士无完主，而先王之礼，于斯尽矣。如果说春秋中后期，四方诸侯尊王攘夷，不致天下大乱【实乱者，多是礼崩乐坏、逾制僭越等礼法而已】，且周天子尚为天下之名义之主【实不过诸侯霸主之摆设或傀儡而已，用之则假以其名，不用则弃如敝履】，那么战国时，各方诸侯先后僭越称王，且纷争战乱不止，以致天下四分五裂，则已无所谓天子与否、礼法与否矣！

作为历史看客，不管是鉴之以以往【西周以前】，还是追之以来者【秦汉以后】，或都司空见惯、不诧异于统治阶层日渐奢靡、淫逸、堕落之生活及政治状态，已历时六百余年之久的周王朝【余以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为战国之起始时期】，自然也不例外。且更不为例外的是，上层政治之混乱，必引之下层文化、思想之繁荣，且前者愈乱，后者愈荣。这可于孔孟言行之差异、思想之变化窥得一二。

（一）仁义之别。孔子曰仁，孟子取义，其表现所不同者，或如易中天先生言：“孔子宽厚谦和，孟子刚直不阿；孔子温文尔雅，孟子心直口快；孔子为人低调，孟子个性张扬。所以，读孔如饮清泉，读孟如闻战鼓。孔子温柔敦厚，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孟子侠肝义胆，气势磅礴，一洗凡马空。”虽然就个人、主观看，这或是人物性格差异所致，但就历史、客观而言，其根本或还在于外在环境之不同。

（二）君臣之礼。对此，或可直接比较于孔孟之言论。《论语·八佾》中，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孟子·离娄下》则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又《孟子·万章下》中，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三）谁与王道。孔孟都推行王道，但对诸侯之期望与态度却大不相同。孔子主张天下仁政，诸侯能够克己复礼，对逾制僭越之事，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态度，最终“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复兴文王、周公之世【即尊卑有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而孟子则主张民本【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为之者，人人【诸侯】可以尧舜。如“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为政于天下，孟子甚为推崇，相反对“汤放桀，武王伐纣”之事，则视之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再如，孟子游说国君，或与之诱，或与之辩，皆直言：“……【民本】，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相反，对梁襄王之流，亦不讳言：“望之不似人君。”

当然，纵观古今，横览六和，或孔孟之言并非完全至真至理【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更何况社会之发展，日新月异，无一事一物不处于变化之中。但（甲）春秋战国之诸子百家争鸣【集大成者，如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墨家墨翟，道家杨朱、老子、庄子，法家管仲、商鞅、韩非等】，所引领文化、思想之繁荣与高度，无出其右【于可预见之未来，或也不会发生。南怀瑾先生对孔子学说与《论语》即有如下评论：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对它的原文本意，只要不故加曲解，始终具有不可毁的不朽价值，后起之秀，如笃学之，慎思之，明辨之，融会有得而见之于行事之间，必可得到自证】，且（乙）诸子百家争鸣，虽不分伯仲，但就后世影响言，孔孟思想或更为深远，更胜一筹【孔孟也因之被后人尊为“二圣”】，再者，（丙）孔孟也非教人以冥顽不化、守旧不新之人【如孔子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是以，对于孔孟，不妨以“君子不因言【孔孟之名言】举人【神话、盲目于孔孟】，不因人【曲解、阉割、断章取义之后儒】废言【孔孟之原意】”之态度，独立之思考，“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而与时俱进。